站在佛教改革的立场来看，传统中国佛教的山林化、鬼神化的倾向只会慢慢葬送佛教的生命力，只会使佛教不断地被社会边缘化。所以民国建国之初宗仰、栖云、太虚等为代表的新僧伽仿照国家政治革命的做法，也认为佛教有革命的必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咸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太虚并提出人士佛教、人间佛教的主张，主张人由发菩提心，以四摄六度普济一切有情，直趋无上正等菩提，在入世中做出世事，做人间菩萨，在现世成佛。太虚认为，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业，是一种菩萨行为。僧伽参与政治并不影响修行，实际上是在做一个“菩萨僧”的事业。所以太虚鼓励僧人参与政治，他自己也以实际的行动展示了作为现代僧人如何参与政治，并且在现实中与他的佛教改革构想结合起来。

    因此，太虚法师和其他新僧伽的佛教改革思想及行动，实是基于佛教的现实命运着想，认为佛教应求变，契理契机，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佛教改革、僧伽教育与政治参与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构成内在的矛盾冲突。政治参与是维护佛教权益的正当手段，是推动佛教变革的助力，是佛教徒出家不出国的客观要求，是入世中修行、应机度世的方便法门。然而佛教毕竟是一种宗教，对于人生的苦、空、无常变幻、对“五浊恶世”中的种种烦恼寻找解脱之道，这是佛教的本义。大乘教义不赞同小乘自利而倡导世出世入的融合，但也坚持在入世中不违佛陀本旨。对于出家僧人来说，谨守戒律是僧伽身份的基石。如在抗日战争期间针对僧伽是否服兵役的问题，当时僧众中就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坚决反对，把入世与出世对立起来。另一种观点建议僧尼在服兵役时暂时把比丘戒舍掉，服完兵役再回来受比丘戒。这样既可以履行兵役义务，又不违反佛教戒律。还有一种观点主张依大乘菩萨戒本开性戒。尽管当时大部分僧尼赞同出世而入世以抗敌救国，但入世的程度如何、能否持守僧人戒行?会不会因过分俗化而失却僧格?—这些问题让不少高僧大德忧心忡忡，以致专门撰文提醒僧人参加救国工作，万不应随流俗化。政治一般被认为是权力、利益的斗争，一个是非场，是佛教所谓的贪慎痴的现实体现，是作为佛教徒必须要远离的。所以，出世入世的问题，实是由佛教本身教义中所蕴涵的终极价值目标所规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