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和佛教自身的颓败使得不少佛门弟子倾向革命与进步，试图将民族革命与佛教改革二者结合起来，他们或者希望以民族革命促进佛教改革复兴，或者登台说法，以佛法倡救世之言，以复兴佛教促国家建设。通过其个人的言行和接触，影响感化革命者和政治领导人，增进他们对佛教的认识理解，甚而护持佛法。“革命和尚”黄宗仰、苏曼殊、虚云、太虚、栖云、巨赞等僧人是其中代表。

    宗仰倾向革命，与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等人交情甚笃，在日本横滨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后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资助者和支持者。1912年孙中山自欧洲回国后，宗仰迎接孙中山到哈同花园与蔡元培等30多位革命党人会晤，共商建国大计。而孙中山在与多位佛教界人士接触当中，也认识到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识到宗教中所蕴含的道德教化的价值和作用。如孙中山曾说:“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倘得宗教以挟之，则民德自臻上理，人民愈相亲睦。”把信教自由写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认为佛教可以补科学之偏。这应当是佛教界人士与他在长期接触交往中的积累之功。

    倡导“佛教革命”的太虚曾认为建立健全的僧团组织是革命僧团最根本的要务。早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他就在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并曾以协进会之事渴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命马君武与之接谈，对协进会的内容颇表赞同。1928年6月，在第二次“庙产兴学”运动沉渣泛起之时，太虚借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共游南京汤山的机会，向蒋提出组建一个统一全国佛教僧俗两界的佛学团体，获得蒋的赞同。这就是后来中国佛学会的产生。“至此，国民政府下，中国佛教始有正式组织之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