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鞍非常重视刑罚的作用，主张轻罪重判、小罪重罚，认为只有通过‘重罚’、‘严刑’才能达到‘去奸’和‘民莫敢为非’的目的，这是商轶‘重刑’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按照商鞍的逻辑，“重刑”不但不像儒家所说的那样缺乏仁义、缺乏道德，相反‘重刑’恰恰是合乎仁义、体现‘至德’的统治方法。”

    法家虽重法，但法在这里，只是推行君主专制的有效工具，并没有优于其他社会规范的至上权威性。在当代的司法运行中，我们不再追求严刑峻法，法律对人们的威慑力不是通过其严厉性、残酷性来确立，而是通过其及时性、确定性和至高的权威性树立，人们遵守法律的自觉性远远重要于人们对法律的畏惧感。虽然法律虽仍具有工具性，但己从治民之术转变为民治之术;虽然也在巩固和强化国家权力，但同时也以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为己任。这样的转变是具有突破历史意义的变革。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法家的法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影响，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消极影响。法家重刑主义思想严重，缺乏道德教化，带有严重的片面性。正如学者吕中国在其《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所言，“法家的法治思想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义务本位观念。在法家的法治思想中，法无一例外地被看作是一种工具，一种维护势位者统治的一种手段，一种达到君主统治目的的统治权术，个人的权利在国家即君主的权力面前永远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为了权力的至高无上，必然要求限制个人权利，只有如此，才能‘民安国治’。这里所谓‘民安’，就是民众安分守纪，服服帖帖地履行君法，这样，权利攀附权力成为中国传统法观念的必然延伸。权利攀附权力，对民众造成的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义务法律心态的形成……以至于民众自身应当拥有的权利却被巨大的统治者的权力吞噬了，久而久之，民众逐渐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权利意识也渐渐地淡化了，只能心甘情愿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长期以往，中国民众在法律心态上铸造了稳固的义务模式。以至于直到今日，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特别是面对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时，民众仍不能自觉地拿起法律这个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