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维廉对佛教、道教、回教亦多有批评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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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基督教人士的主张一样，慕维廉认为其他教只是萤火，唯耶稣正教“独为真理……如日之光。”陈怀宇认为，这其实是在重复三教合一的历程，即从冲突、排斥走向融合。只不过这个所谓的融合不是由三教中任何一教的内部人士提出的，而是中国的民间。
慕维廉在这本小册子中所反映的思路与其他西方传教士一样，那就是从自身的宗教经验、关怀和理解出发，去描绘他们对于中国宗教的印象。他们首先注意的是基督教最中心的议题，并将之加诸于中国宗教中的一些现象之上。比如宇宙论—这涉及上帝创世问题;对神的看法—关涉一神论;生死观—涉及灵魂、肉体二分、灵魂不朽、以及因信而得拯救和永生。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立场就是，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信他便可以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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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慕维廉的《五教通考》以外，陈怀宇助理博士还汇总了其他传教士关于中国宗教的研究结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政权宗教”的论述，这个宗教在三教、五教之外，但地位比它们都高。比如英国学者温特波塔姆根据传教士的材料写作而成的《一个关于中华帝国历史、地理、哲学的看法》(1795)一书中指出，
中国古代的原始崇拜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早期的教义既没有被政治革命打断，也没有被哲学家们的迷梦干扰。直至现在它仍是政府承认的唯一宗教，皇帝、大臣以及士人均遵守这一宗教。这个宗教的核心概念是“天”、“帝”，它是一种自由的、智慧的存在，一位赏罚分明的神，历来改朝换代的革命均归功于“天”的直接引导，因而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支持。其表现形式，就是五岳、郊、坛、祖庙等的崇拜和祭祀制度。它的神灵谱系有三等:一等包括天、地、皇帝先祖、社樱神;二等包括日、月、以前的帝王、孔子、农业神、丝神、年神、天地之神;三等包括死去的忠臣烈士、孝子、儒生、北斗、云、雨、雷、诸山、四海之神等等。
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1834年6月出版的《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中国的政权宗教》，其中也讲到:中文的“教”指“教导”、“教义”，因此可用于儒、道、释及回、基督，但中国人并不用这个“教”字来指称“政权宗教”。这个宗教没有教义用来教导、学习和信仰，只是一些礼仪和仪式，完全是一种“身体性的礼拜仪式”，按照《大清会典》、《大清律礼》的规定执行。它祭祀的对象分为三个等级:大祀包括天、地、太庙和社翟;中祀包括日、月、先王先圣、孔子、神农、天神、地抵、神农、太岁;小祀包括云、雨、风、雷、五岳、四海、四读、名山大川以及其他各类神抵如门神等等。
马礼逊跟之后来华的一些新教传教士也认为儒教是中国的政权宗教。迪恩在1859年出版的《中国的布道》中便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孝道是中国古代官方的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所宣扬和付诸实践。它不仅仅是一套政治和伦理教益系统，而且是有神论的，中国的上古有认识真正上帝存在的正确思想，但后来迷失在多神教的迷雾之中。而孔子是无神论思想，他忽视了人类的永生。
美国传教士杜步西的著作《龙、像、鬼:儒释道三教》(1887)一书，则从西方对宗教的界定标准出发，认为儒教是宗教，因为它有圣典(四书五经等)、有教会(学校)、有教士(教师)、有教义(伦理)，而且加入了古代宗教的很多礼仪，从而逐渐成为了宗教。
另外，受穆勒“宗教科学”或“比较宗教学”方法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秘密宗教，祖先崇拜等宗教现象也做了大量的记录和研究。
不过，正如本段开头提到的那样，不管是从神的进路，还是从文化的进路，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已经从早期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的欣赏，转变成了负面。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开始入华传教，他们秉持“适应”中华文明的策略，读华书、讲华语、着华服、行华礼、奉华俗，活动于大江南北，广结学界政界人士，在传教的同时译介西方科技著作，并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万历钦赐墓地安葬(在今北京市委党校院内)。他的传教方法和实践后来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这些都可说是中国统治者对利玛窦奉行“适应”策略的认可。利玛窦去世后不久，在华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就出现了“礼仪之争”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能否用中国典籍中的“上帝”类比基督教的“天主气2.是否允许中国基督徒参加“祀天”、“祭祖”和参拜孔子这类的礼仪活动。作肯定答复的是“适应”政策的拥护者;作否定答复的，则认为前者有容忍偶像崇拜之嫌，因而主张推行“激进”的传教策略以维护天主教的“纯正性”。这场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统治者在“激进”的传教士挑起冲突时，就禁教;但即便在禁教时期，仍不拒绝利用传教士的一技之长，使得中西文化交流仍能在迁回中艰难前行。而新教伦敦会最早入华传教的马礼逊是1807年来到中国的，这距离鸦片战争已不到33年，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微，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与此同时，主张天主教应与中国礼仪相结合的耶稣会已于1773年被教廷解散，赞赏中国在欧洲已经失去了威信，并遭到诬陷、低毁、甚至诽谤。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的总体结论是:
从中国古代至今，流传着一种政权宗教，它实际上只崇拜一位上帝。
中国先儒是信仰灵魂不灭的。后代的儒家与偶像崇拜结合，因而堕落、衰退了，不能代表原始的纯粹的儒教。
孔子推崇对过去的追怀，但这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他遇到问题总是转向古圣先贤寻找答案，造成天朝在千年以来无甚进步，看上去仍然相当落后。因为中国人仍然一直在崇拜祖先，一代一代不断重复着他们父辈所做的事。
从道家到道教的过程，显示出从哲学堕落成迷信;佛教偶像崇拜;回教一些教徒的生活凶残荒淫;民间宗教充斥着如恒河沙数的神抵。
因此，中国的宗教史发展过程，乃是一个不断堕落和败坏的过程。
如果能复原这些当地的神启因素，则当地人将很快接受基督教。
所以，中国人将在基督教中找到他们原本隐晦的不确定的对未来的希望。这就是在“世界近代史背景下，传教士所认识的中国宗教与中国文明”。
但作为欧洲殖民政策之前兆的对华不友好行为，大家就是这样活动的。那时的人是否敢于提议对一种曾向它借鉴了如此之多东西的文明实行殖民政策呢?当时是首先污蔑攻击这种文明，最后由大炮完成了这种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