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的研究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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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陈怀宇在《近代传教士论中国宗教—以慕维廉<五教通考>为中心》一书“自序”中指出,欧美的中国研究提出的论题大多可追溯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中国研究,而当代欧洲中国研究学界提出的新论题亦多脱胎于传教士早已提出的旧论题。至于中国学者,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在论题上几乎全盘接受了欧美的影响,只是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更多的材料加以补充,虽然得出的结论对欧美学者略有修正,然而在转移学术风气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陈怀宇希望通过梳理传教士的著述,找出他们研究中国宗教的思路,并对此作出反思。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双凤纪念园,

陈怀宇认为,在19世纪传教士著作中显示出两种理论架构,一种是建立在普遍主义、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一种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多元主义的框架里。但不论是哪种理论,都体现了其背后对于宗教理解上的二元矛盾:一方的观点是,宗教是神的启示,另一方的观点是,宗教的本质是人类生活的实际经验与文化理想的结合。但是,虽有这种困扰,占据主导位置的,通常是基督教神学家,其他宗教只能“被迫”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的框架、体系和论题,多半来自欧洲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义的预设立场。
之后,陈怀宇助理教授以伦敦布道会(1795-)作为研究视点,讲述了这个最早到中国传教(1807)的新教教会在华所做的4个方面的工作:传福音、医疗和教育、文化和出版、以及社会救济。其中的一些传教士因为传教的原因,开始学习、研究中文词汇和语法结构,并进而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开辟了英国汉学研究的新天地。这些传教士当中有理雅各、修德、艾约瑟、欧德理等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大英和大清两大传统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但他们的研究终归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