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清代，人们不仅大力推崇陶渊明忠君爱国之品质，更是对其进行极力儒化，甚至将其尊为圣贤。吴淇把陶渊明奉为圣贤之人，他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说:“六朝诗，其作者圣贤之徒甚少，相类者仅陶靖节一人，其所为诗每合乎圣贤之道。……靖节之人，圣贤之人也，其言纯乎圣贤之言。沈德潜把陶渊明视为可与孔子门生相比之人，其《说诗眸语》说:“晋人多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自有任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有物我同得语。倘幸列孔门，何必不在季次、原宪下。黄文焕《陶诗析义》亦云:“夫理学标宗，圣贤自任。重华、孔子，耿耿不忘，六籍无亲，悠悠生叹，汉魏诸诗，谁及此解?斯则靖节之品位，竟当姐豆于孔庞之间，弥析而弥高者也。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亦将陶渊明进行极力儒化，将其塑造为封建士大夫的典范。其《与捷三兄论陶诗书》云:“陶公当彼风俗波靡之日，乃独能砒柱狂澜，卓然自拔于流俗之外，真名教之于城也。岂但精忠大节，与日月争光而已哉邱氏认为，陶渊明身处易代之时，玄学、佛教各种思想风靡之际，却不受各种思想的浸染，能够遵守儒家之“忠孝”观，是真“名教”。“名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即以正名分来教化天下，维护封建伦理纲常。

    值得注意的是，邱嘉穗以儒者论陶，其内涵较起初宋人之观点更为丰富。宋人以“不仕异代”推崇陶渊明，更多的是与时代背景有关。宋朝经常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这导致宋人的爱国意识十分强烈，“忠君”则是爱国的重要体现，因此宋人对陶渊明的儒化主要在于强调其“耻事二姓”的品质。而邱嘉穗则将“不仕异代”，扩大到“平生忠孝”，由“忠君”及“忠孝”，是邱氏对陶渊明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挖掘。另外，宋人不仅发扬陶渊明思想中的儒家成分，对于佛教与道教等思想亦采取利用、兼容的态度。虽然宋初的崇佛政策招致了士人的不满，儒者极力排斥佛教等异端，企图捍卫儒家的独尊地位。但宋中叶以后，儒者对佛教的态度则变为利用佛学来完善儒学，由此产生了理学。可以说，宋人眼中的陶渊明并非绝对的儒者，其对陶渊明思想的剖析，亦有佛教与道教的一面。但到了邱嘉穗这里，对陶渊明的儒化变得更加极端，陶渊明成为了不染玄、佛之“醇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