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论述过是否维护周天子的统治和恢复周礼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转换为名实问题，即是要以名正实，还是要据实定名的问题。庄子也把孔子企图恢复周礼是否可行、是否正确的问题转换为名实问题来讨论，我们可以说，应时而变的问题是就具体的事来论证，而名实相符的问题是从更一般的原则的角度来阐述。《庄子。天运》中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7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庄子用孔子的夫子自道的形式来表达出他对孔子一生行为的理解。孔子研究六经，就是为了周游列国，向当时的执政者推行先王之道和周公、召公根据社会现实所制定的典章制度，其实也就是为了正名，恢复周礼和周天子的统治，庄子还说:“《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孟子也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拭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孔子就是因为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秩序被破坏，因而作《春秋》来阐明人们应该遵守的名分。司马迁也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因为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而研究《诗》、《书》等经典，目的就是为了阐明三代之礼及其内含的大义，又说:“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轼之诛，死罪之名。……夫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是礼义的根本，通晓《春秋》，才能自觉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政治秩序，孔子作《春秋》的根本目的就是想通过正名的方式，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与庄子对孔子行为的理解也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