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德三年甲午之岁，太原公王秉为襄州刺史。副镇将上开府长孙哲，志不信法，闻有灵感，先欲毁除。邑中士女，被废僧尼，闻欲除灭，哀号盈路。……哲先令一百人以绳系颈，挽牵不动。哲谓不用心，杖监视者各一百。牵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动如故。哲怒愈壮，又加五百，牵引方倒，声振动地。人皆，谏果，哲独喜踊，即令融毁。扬声唱快，便驰马欲报刺史，才可百步，忽然落马，至夜便卒。

    沈枚之在荆州时曾有道士陈公昭“作天公书一函，题云“沈7}相”，送付枚之门者”，可见枚之最初应信奉道教，所以令僧尼罢道还俗。后观《无量寿》，又停止沙汰。可见刺史除拥有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外，还有对宗教问题的处理权。对僧尼是保留还是沙汰，完全取决于刺史对佛教的态度。而孙哲对僧尼的“毁除”也是来自于其上司襄州刺史王秉的旨意。再如南齐丹阳尹沈文季因“素奉黄老”故而“欲沙简僧尼”。有的地方官还将僧人定性为“惑众”之人，对其进行人身打击，如:

        仁州刺史谓(释智旷)为诡惑，鞭背百下，无惨无破，便送出台，才句在尚方……梁宣大定三年……及三更合城火发……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僧传对释智旷的记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刺史的权力可见一斑。仁州刺史对僧人释智旷“鞭背百下”、“拘在尚方”，刺史完全把僧人当做罪犯处理，处之以刑罚。而刺史对僧人打击报复的原因只是因为刺史主观认为僧人“为诡惑”。究其根源，是因为刺史不信佛法造成的。刺史对所辖区的僧人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且这种权力似乎不需要建立在僧人犯罪的基础上，而是来自于刺史对僧人的主观判断，来自于刺史是否接纳佛教。还有一些刺史通过毁坏佛塔、斩祈僧人形象来表示对佛教的不满:

        (释法憨)后憩江夏郡五层寺，时沙门僧昌，于江陵城内立塔。刺史谢晦欲坏之，憨闻故往谏晦，晦意不止，憨于是隐迹于长沙麓山，终身不出。晦乃率仪至寺，厚赐酒肉，严鼓振威，斩祈形象。释法憨身处刘宋，暂且不论其是否食肉。即使食肉，也不为过。因为佛教对僧人食肉并没有明确的限制，至少在梁武帝以前佛教僧侣一般都还是吃荤的。但佛教确实是禁酒的，佛教“五戒”①中，就有一条“不饮酒”戒。而谢晦明知如此，却故意为之。可见其对佛教僧人的不满之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