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消费中存在着情感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博弈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3-06
浏览：
在对丧葬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发现，虽然通讯与劳务消费是丧葬总消费中占比最少的消费，但随着丧者年龄的增大以及丧属家当年纯收入的增长，通讯与劳务消费所占的比重呈一定的增长趋势，而以上两项因素又是未来变化的必然，说明未来通讯与劳务消费在丧葬消费支出中会越来越大。
本文将通讯与劳务消费界定为丧葬中因通讯联络以及雇佣人力而产生的费用，具体包括报丧以及丧葬中的事务性联络费用、雇佣厨师和雇请“吹手”(闹灵)的劳务支出费用。实际上通讯联络费用只占通讯与劳务消费的极小比重，丧葬中的通讯与劳务消费几乎都集中在劳务消费上。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双凤纪念园,
在z村以前的丧葬消费中，劳务消费可以说是不存在的，那时的“厨师”、“吹手”还都是“帮忙的”中的成员。一方面因为当时丧葬宴请还没现在那么讲究，有会做饭的即可，一方面因为村里又正好有爱好吹唱的村民，他们喜欢到葬礼上“露两手”，凑热闹，因此当时这些人是不存在偿付劳务报酬问题的，需要这些人就像找“帮忙的”一样，去“叫”就行。而当下，村民除了忙农活，农闲时间大都选择去打短工，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找这些人让其告假给丧属家帮忙将欠下很大人情。另外，劳力的解放也促使农民间出现了职业的分化，一部分人依靠自身特长己专职干上了厨师、吹手的行当，雇佣这些人虽然要偿付一定的现金报酬，但可以省去如何还人情的苦恼，还可以获得更优质的服务，综合权衡下，村民做出了进行劳务消费的选择。这种从“叫人”到“雇人”的变化体现了葬礼中人情交往市场化的倾向，丧属们此时表现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形象，经济理性开始在丧葬消费中发挥作用。
前文在分析宴请消费时发现，当下宴请消费更多的是一种人情消费，实际再进一步探究的话，这种人情主要来自于“帮忙的”劳务相助，从这个意义出发，宴请消费还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劳务消费，之所以不将它看成直接的劳务支出是因为丧属家并不是像雇佣厨师、吹手一样直接通过给付“帮忙的”劳务报酬的方式偿还帮忙者的劳务相助。此处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如果丧属家在丧葬活动中己经有了经济理性的考量，那从“经济人”抉择出发，丧属家选择直接给付“帮忙的”劳务报酬的方式会比通过丧葬宴请补偿的形式更省钱，那为什么丧属家仍要坚持高额的丧葬宴请支出呢?
就此疑问，本研究亦对村民进行了访谈。
“这些‘帮忙的’都是咱自己村味的，你要是直接给钱的话那不就见外了嘛!是，这样(指直接给钱)是省事儿，但乡里乡亲的帮点忙还要给钱，那村味可就一点儿人情味儿也没有了。但是请人家(指帮忙的)吃饭味就好点儿，白(方言，即别)跟钱直接挂上钩，咱也表表心意，多花点就多花点儿吧，你也说不准以后就不用人家了。”
(ZJP20150117)
“这不现在都说‘谈钱伤感情’嘛，就那么回事，你要是什么都钱钱钱，那就没有办法交往了。是，葬礼上吃喝消费这一块儿是不低，但乡里乡亲的，你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得跟人家(指帮忙的)交往味。那些厨师、吹手几乎都是外村的，你以后跟人家也不能有什么往来，这样给钱行……”
(SYM20150213)
结合访谈内容可知，虽然丧属家抱怨丧葬宴请消费过高，但是却不希望通过将宴请消费转换为直接的劳务消费的方式降低其支出，与利益至上的经济理性消费相比较，村民更在意的是葬礼中的人情味的体现。经济理性主导下，交往的对象可以是外村这种跟自己缺乏地缘关系的人，但对同村的村民来说，直接建立在金钱之上的往来就是“见外”，另外直接的金钱报偿往往意味着一次性往来，而村民之间却不定何时还要进行下一次交往。因此，即使在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葬礼中的人情味己大大变淡，可村民仍旧希望以高额的代价坚守住村中的这样一种人际交往方式。由此可以推断，在Z村的丧葬消费中，经济理性主导下的通讯与劳务消费在将来占比虽会有一定提升，但其却不会或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超越情感理性主导下的宴请消费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