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佛诱因新探一-军事原因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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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军事是仅次于祭祀的大事，历来受统治者重视。从一个君主的角度而言，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但可以开创基业、扩展疆域，同时也是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本文在分析“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起因时，结合了当时的历史和思想背景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在历次灭佛中，军事因素是关键的诱因之一，其被过往的研究中不被重视。下面，本文就对四次灭佛的起因进行总结。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武”为谧号，《逸周书·溢法解》中记载:“溢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也就是说，溢号是对生前行为和功绩的总结，“武”为勇武、武功、尚武之意，而唐武宗的“武”则为庙号。庙号是皇帝在于庙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起源于商代。唐以前的君主有庙号的很少，只有显赫功德的帝王才会被给予庙号。唐代后，庙号制度放宽，逐渐参考溢法订出新的庙号，因此唐武宗的“武”，我们也可将其视为溢号，也就是对生前功行的总结。于是，引出了几个新问题，为何参与灭佛的前三位帝王溢号或庙号都被予以武功的“武”字?最后一位灭佛的后周世宗是否也尚“武”?“武”是否是四位帝王的灭佛的直接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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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分析史料后认为，前三位帝王在位期间都发动较多的战争，并取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太武帝可谓是溢法中所说“威强敌德，克定祸乱”⑧，他统一北方、剿灭盖吴叛乱、与刘宋划江而治，开创了北魏的强盛时代，也为其后的孝文帝改革莫定了基础;北周武帝在消灭北齐后再次统一了北方;唐武宗在位时间虽短，但他击败了回鹊乌介可汗，使唐北部边境安定了三十多年。又先后平定了卢龙军乱、杨弃兵变和刘镇叛乱，打击了藩镇割据的势力，巩固了唐王朝的统治。后周世宗也是一位武功卓越的帝王。他立志远大，以统一全国为目标，南征北战，为宋代的局部统一奠定了基础。
首先，太武帝太平真君时期的北魏是一个一统北方，打击刘宋，内政安定，君权集中的时代。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太武帝曾下诏说:“联承祖宗重光之绪，恩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扫清不顺，二十年矣。”北魏是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武功不可谓不盛。疆土的奠定也要求整个疆域内要有统一的思想文化做统领，来稳定北魏政权。太武帝灭佛的直接诱因，是在长安的佛寺中发现了兵器，太武帝怀疑沙门与自己的宿敌以共同信仰为纽带而暗中联系，组成叛军，分裂北魏。
太延四年(439年)八月，太武帝攻打北凉都城姑减时，有三千名僧人登上城墙，充当军人，抵抗北魏的攻城。这次战役中，僧侣士兵给太武帝留下了及其恶劣的印象。当时僧侣数量众多，寺院拥有大量资产，如果一旦组成军队，又以消灭“胡人”为起义旗帜，将是北魏政权的最大敌人。太武帝的忧虑不是没有原因，太武帝去世后北魏时代有十件“佛教匪”叛乱，在佛教信仰普及的社会，佛教教团是“佛教匪”聚结的纽带。于是，太武帝透过自己敏锐的政治预感，在起义军队还未形成前，就将其扼杀。
其次，北周武帝灭佛的诱因一方面是佛教蓬勃发展所留下的社会问题，僧官体制削弱了皇权权威。另一方面，他也像太武帝一样，通过灭佛铲除北齐境内义邑”、“法义”等民间佛教团体，切断北齐旧势力与僧侣、寺院的联系，防止起义军队的产生，维护北周统治。
再次，武宗灭佛，固然与道士赵归真等人向武宗进言排佛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武宗想在武功上有所作为，扩充军队以打击从天宝年间就遗留下来的藩镇势力。会昌三年 (843年)，唐朝连续反动了两次比较大的战争。先是正月出兵进攻振武，打击骚扰中原的回绝乌介可汗。紧接着又因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其弟子刘棋请求继任，朝廷为约束藩镇势力而出兵，但却缺乏军费。武宗要扩充军队，出兵打仗，兵源与财政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过度膨胀的寺院不但把持着大量财富，许多富裕劳动力也被他们据为己有，致使武宗向出兵潞州时，“每日用廿万贯钱。诸州搬运不及。又京城官库物欲尽。有救分欠百司判钱。随官尊卑纳钱多少。用充打潞府兵粮。诸道州府官。皆同此例。”朝廷出兵，竟拿不出兵粮铜银。与此相比，僧侣却生活奢侈，腐化堕落，这令武宗十分恼火。再加上关中、河东地区连年蝗灾，政府财政吃紧。武宗冲击佛教，没收寺田寺产，就成为可解燃眉之急的可行之举了。于是其下令灭佛，收寺院资产以充国库，僧尼还俗成为税丁，又毁铜像铸钱，以保持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
最后，后周世宗的限佛也与其富国强兵的宏愿有关。《旧五代史·周世宗纪》中评价说:“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用十年征战，开拓疆土;尔后十年使百姓得到休养;再十年后造就太平盛世。史料记载，在世宗下令限佛前，收复领土的良机已经出现，“先是，晋末契丹入晋，秦州节度使何建以秦、成、阶三州入蜀，蜀人又取凤州。至是，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胭，乞举兵收复旧地，乃诏景与宣徽南院使向训率师赴焉。”军队即将出发收取秦、成、阶凤四州，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势在必行。但寺院耗费侵占社会资源和人力，世宗不得不将资源回收，并将大量空闲劳力解放。此外，对不法僧尼和寺院的取缔也有利于稳定后方局势，为出征做准备。另一方面，世宗也像唐武宗一样将从寺院中得来的铜以铸钱，流通货币增多防止了通货紧缩，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百姓也富裕了，为武力征讨四方稳定了后方，也使军队供给充裕。司马光评述周世宗的限佛道:“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己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的摩擦、碰撞和适应是引发灭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三武一宗”灭佛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四次灭佛后，佛教积极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进行交会与融合，相互借鉴学习，为彼此的发展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唐后的历史长河中，佛教不但为宋明理学的开创提供了养分，也为全真道的建立提供了思想理论方面的支持。全真派祖师王重阳曾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又劝人读《心经》、《道德经》、《清静经》和《孝经》等三教经典。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也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宗，不能出世。”可见，相互融合的儒、释、道三教构成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主线，若在学术研究中只谈一家而而避开另外两家是行不通的。“三武一宗”灭佛虽然以“难”为名，但是客观上也为儒、释、道的融合提供了契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必定会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但是融合也是必然的。一种宗教或文化能够传承发展的原因是其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自身建设性，这是自信的表象，也是其能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本文将从接下来的两章中将着重分析历次灭佛的儒、释、道三教冲突焦点以及此后三者是如何按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融合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