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的兴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释迎牟尼所处的时代与我国春秋战国世代相仿佛，当时的印度思想界也正处在“百家争鸣”的时期。总的来说，当时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个是正统的婆罗门教思想的潮流，一个是异端的反婆罗门教思想的潮流，佛教属于后者。在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种姓”制度开始完备地确立的时期，印度已经进人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川婆罗门和刹帝利属于统治阶层，但是刹帝利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与处于领主地位的婆罗门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累积，直到阿育王时代之前，刹帝利种姓与婆罗门种姓相比总的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在与婆罗门种姓的利益争夺中，代表刹帝利种姓的思想更能引起吠舍和首陀罗的共鸣，而乔达摩·悉达多出生于刹帝利种姓。乔达摩·悉达多幼年时期，他的父王和国人曾期望他做转轮王。佛虽然舍弃了王位，但是他也推崇“转轮王”这样的理想人物。“转轮王”思想实际上反映着当时一般人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来代替领主割据的愿望，这个要求和愿望必然和种姓制度发生冲突。这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佛教得以超过婆罗门教而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也是阿育王时代大力推崇佛教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