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社会风气转变，佛教内部出现道德沦落，僧风败坏现象。注重人伦，提升僧众的道德水平，是佛教实现复兴与发展的必然出路。德清与智旭皆摄纳《中庸》人伦道德观念，并将人伦道德实践作为成佛的必要修行方式。两大高僧对人伦观念的吸收，既是对(中庸》思想内容的直接反映，又是对佛教伦理化传统的继承，更是当时佛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当然，两大高僧在吸收《中庸》人伦道德观念的同时，以佛道统摄儒家的人道，将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人伦观点置于佛教教义之下，从而基本完成对儒家思想的统摄。如德清云:

        若不达同体之仁，则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间，必有彼此之分。才有彼此，则物我若不达同体之仁，则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间，必有彼此之分。才有彼此，则物我对待。才有对待，则厚薄遂生;厚薄生，而情伪出;情伪既出，则纵有孝弟忠信，而皆不出于至诚矣。(憨山德清:《中庸直指》)

    儒家重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别，重人伦之序，其社会与人生理想建立在人伦分别与秩序乏上。故儒家虽重“天人合德”的合境，但更重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与差异，理想之合境在差异的维持、关系的和谐之后方可呈现。佛教则致力于消除分别与差异，其以“缘起性空”为思想理论基石，分别与差异必须建立在对无分别与无差异的体认与把握上。德清所指的“同体之仁”，即是无分别的绝待。若不达“同体之仁”，则必生对待之心，对待生则妄念起，妄念起则轮回始。德清以佛教的“绝待”统摄儒家的分别，人伦关系在“绝待”中同于“至诚”。

    智旭的观点与德清一致。“为人止孝，为臣止敬，为弟止恭，为友止信。总一‘中庸’，随境各有异义。义虽差别，体即无差。无差而差，故名‘庸’;差即无差，故名‘中’。”(蔺益智旭《中庸直指》)智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异只是真如之体的随境分别，“为人止孝，为臣止敬，为弟止恭，为友止信”总一“中庸”，差而无差。“真如为体，随缘为用”是大乘佛教“真常唯心系”的基本思想。智旭将人伦关系视为随缘而起之用，从而将儒家人伦观念统摄于佛法之中。

    此外，两大高僧虽将人伦实践视为成佛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儒家的人伦实践无法达到人生终极，宇宙究竟，无法解脱成佛。如德清云:“孝之大者，在乐亲之心，非养亲之形也。”又智旭云:“观彼大孝至孝，未曾度亲成佛。”(藕益智旭《中庸直指”佛门之孝与儒家的富贵致享、光宗显达之孝不同，佛门之孝行在致力使父母安心，解脱生死，得无量寿。故德清云:“人道以佛法为究竟”，人道虽是佛道之基础，但佛道才是人道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