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鲁迅与佛教结缘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鲁迅在上面的自叙中已经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就是将自己童年时代所获得的法名“长庚”，不仅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偶尔用作自己的“笔名”，而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虽然，鲁迅这次与佛教的结缘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根据鲁迅的自述，还是较为浅层和表面的一种影响，或者说，鲁迅仅仅只叙说了这次自己与佛教结缘给予自己文学创作的这种浅层及表面的影响，但也毕竟从一个可以验证的方面表明了这次与佛教结缘的意义与价值。如果没有这一次与佛教的结缘，也许鲁迅不会得到法名“长庚”，也自然不会有后面的以“长庚”为笔名之事，而鲁迅自己创作的小说《在酒楼上》中所塑造的哪个“恐吓自己的侄女”的人物，也许就不会被命名为“长庚”了。

    也正是这次与佛教的结缘，使鲁迅初步地积累了关于佛教的一些知识，如佛教的相关戒律“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等等;佛教人物修行的过程及身份晋升的过程“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以及在这种身份晋升过程中佛教人物“受大戒”所遭受的肉体上的痛苦;佛教“放焰口”、做法事的仪式，等等。尽管这些关于佛教的知识属于直观的经验知识，但却没有疑问的是为之后鲁迅汲取佛教的理论知识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通过这次与佛教的结缘，使鲁迅认识到了佛教在“庄严透顶”仪式下的另一面—世俗的一面，也使他从接触佛教开始，就没有对佛教及其人物形成敬畏之心，反而从自己的师父“对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和气”的态度，自己师母和蔼可亲且常常给自己水果和点心吃的行为，以及与师兄弟们的友好往来中，收获了一生都念念不忘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虽然不能说就是鲁迅后来钻研佛经与佛教进一步结缘的主要原因，但也起码奠定了后来鲁迅接近佛教的一个方面的情感基础。

    鲁迅第二次与佛教结缘并开始汲取佛教的理论知识，则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其直接的契机是师从章太炎先生，时间是19}g年。太炎先生1906年从上海英租界的监狱出狱后即东渡日本。到日本后，太炎先生成为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的主持。鲁迅曾说，对于太炎先生主持的《民报》，他当时是很喜欢看的，鲁迅之所以“爱看这《民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太炎先生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战斗的文章”，另一方面则是太炎先生发表了一些谈佛法的文章。鲁迅固然更关注太炎先生的那些“战斗的文章”，但也并没有忽略先生的那些谈佛法的文章，因为太炎先生谈佛法并非以经解经，而是以佛法来解说西方的理论学说，或用西方的理论学说来阐述佛法，其典型的文章就是谈佛法的《俱分进化论》，其中的核心观念“双方并进”—“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正是佛法的基本观念之一。从鲁迅后来发表的文章来看，虽然鲁迅从来就没有明确地指出自己从太炎先生那儿接受了关于佛教文化的什么知识，也没有留存下关于这一个时期自己受其师的影响而读佛经字，但从其师从太炎先生后的1908年8月所发表的重要论文《文化偏至论》中，我们却不仅分明可以发现佛经影响的痕迹，而且可以发现其师太炎先生以佛法解说西方理论这种“我注六经”的特有方法影响的痕迹。关于这些影响的痕迹，王乾坤有一段话说得很明了:“鲁迅用‘神思’、‘趣内’、‘内面’这样的词语来译述新神思宗，与他对佛学的理解是有关系的。佛学向称‘内学’，而把佛典谓‘内典’。这当然不只是佛界之人以己为参照而分内外，称佛之教典为内典，世之教义为外典。而更因为‘内’确实是佛学的一个标示:‘救形之称为外，济神之典号为内。’佛学重‘内识’、‘内我’，强调‘心证’、‘内证’;‘唯真证者自内所证。其性本寂故名涅梁。’因此不妨说，佛学也是一种‘趣内’之学。至少在鲁迅的眼光中是这样的，这大概是他借佛学术语译述新神思宗的一个道理。他还具体地分析了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下的这样两段文字，一段文字为—“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人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恒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另一段文字为—“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关于这两段文字，王乾坤认为:“这简直是近乎佛学语体了。鲁迅用于描述新神思宗的概念比如‘自识’、‘我执’、‘主己’、‘自性’、‘造物’几乎全出于佛教”}}ZoS。虽然，王乾坤主要是从生命哲学的层面论述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与佛学关系的，但他剔析出的鲁迅使用佛学术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