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鲁迅不仅在早期对宗教文化持总体肯定的态度，而且即使在新文化与新文学建构初期和之后，对宗教文化也并没有持“整体反对的态度”，而是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象具体对待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这种科学态度与方法的具体表现就是，一方面，不仅在论述具体问题(如宗教与文学艺术关系的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宗教文化对文学艺术的积极价值(如上所述)，而且对各种宗教文化中的一些具有真理性的因素，如基督教宣扬的博爱、牺牲精神，佛教教义中的平等观念等，鲁迅不仅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也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了这些精神与观念，而且，对那些与这些精神隔膜甚至反对这些观念的人进行了批判，如在《野草》的《复仇(其二)》中通过耶稣自己“去钉十字架”拯救世人的牺牲事件，不仅演义了基督教的博爱、牺牲的精神，表达了对耶稣“去钉十字架”所表现出来的博爱、牺牲精神的肯定与悲悯，而且对不懂、不领会耶稣所具有并表现出的博爱与牺牲精神之可贵的愚昧、血腥的众人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在杂文《热风·三十三》中通过抨击“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的逻辑，表达了对佛教教义中所宣扬的平等观念的认可，因为，“不拜君父”正是佛教所宣扬的“虽复上同如来，不以为尊，下等六师，不以为卑”的平等意识的具体表现之一，而这种平等意识及其行为，不仅恰恰与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文化尖锐冲突，而且也是佛教在创立之后能够迅速传播并得到大众拥护的精神原因，“佛陀以其‘众生平等’的社会主张和为大众解生、老、病、死之惑的现实精神迅速吸引了大批不同阶层的善男信女，佛教僧团随佛法的传播而扩张”} 9}。另一方面，对中外各种宗教，鲁迅既没有一味赞赏，也没有随意否定，而是通过自己的分析研究，并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要求和建设新文化的时代要求出发，分别表达了自己对某种宗教的认可或不认可，如对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佛教与道教这两种宗教，鲁迅在态度上就有显然的区别。其区别就是，对源发于本土的道教，鲁迅无论在思想发展的前期还是后期，基本不认可，因为鲁迅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根抵全在道教”，而“鲁迅所谓‘中国根抵’者，亦即主要指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抵;，而中国的封建文化，无论是在鲁迅思想发展的哪一个时期，都是鲁迅猛烈批判的对象，因为这种文化与新文化存在尖锐的对立，不清除这种文化，新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对于这种与新文化尖锐对立的文化的“根抵”，鲁迅自然不可能认可，不仅不认可，由此，还在所留存的一系列文字中，对于和道教有关的人物(如道士)、事件(如道教的仪式及各种活动)、思想(如老庄思想)等都进行了尖刻的讽刺与猛烈的批判;而对从印度传人中国的佛教，鲁迅则对其不同的派别，分别表达了自己的认可或者不认可。最集中体现鲁迅对佛教不同派别的不同态度的文字，是鲁迅的这样一段文字:“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这段文字意思明了，直接地表达了鲁迅对佛教中的小乘的认可和对佛教中的大乘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