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公墓太仓墓地双凤纪念园双凤古寺

殡葬文化

联系我们

双凤纪念园唯一官网,太仓双凤纪念园墓地接待中心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204国道凤北路
电话:4000-682-928
传真:
手机:
邮箱:2256913541@qq.com
QQ:2256913541

“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禅宗促成汉学向宋学的转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10-16 浏览:

    禅宗对儒学思想影响最深的是“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思维形式。中国佛学的思维方式,经过僧肇的般若无知、吉藏的二谛义、玄类的唯识和法藏的缘起,可以说前后相继,步步深化,其特点是张扬主体、化生客体,同化整体与部分,圆融一般与个别。这些方面都与语言和思维紧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南北朝至隋唐佛学思辨精微玄妙的提升是对语言与思维研究的深化。禅宗的六祖慧能执著于对语言的突破,完成了思维形式上的重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对世界“本真”的“顿悟”,是理解佛教宗义,把握万法之性,达到涅架世界的最好最有效的方式。
    慧能自己也是不识文字且能“悟道”的开山典范。他的主要教义之一就是“不立文字”,即在思辨推理中“知解宗徒”。在他看来,任何语言都是人为的枷锁,它不仅是僵死的、外在的、片面的东西,妨碍人们去把握真正的本体,而且正是由于习佛者执著于经书上的语言、文句这种思辨认识的方式,反束缚了人们对佛教真谛的领悟。禅宗“不立文字”的主张,我们可以从传统学术中的《易经》、《庄子》、玄学的关于言意之中找到某种联系。庄子与玄学虽然承认语言在达意方面的局限性,但他们并不主张脱离语言、文字、概念、经典文本,而禅宗把这些干脆都彻底否弃,只用种种形象直觉的方式来表达和传递那些被认为本来不可能表达和传递的东西。这种直觉体悟的方式,既然不是任何约定的语言、符号,结果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主观示意了。因一落言签,便成为谬误,若经道破,已非真实。被禅宗用来说明“直至人心,不立文字”的典型事例是“拈花微笑”。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黯然,为迎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我有正法眼,涅梁如心,实无相,微笑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逛叶”(《五灯会元》卷一《佛祖》)。拈花微笑,道体心传,任何一种解说,任何一种肯定或否定,即使如何空灵巧妙,也都不过是强作聪明,枉费解语,因而应该破除对任何语言、思辨、概念推理的执著。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双凤纪念园,
                              “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禅宗促成汉学向宋学的转化

    禅宗有“南顿北渐”之说,即北宗主张渐修,南宗主张顿悟。“悟”说到底是一种思维方法,是思想过程的“飞跃”或“中断”,在思维的瞬间整个地把握思维的对象。禅宗所要认识和把握的对象是既无形无象又无所不包的“心性本体”,因此,渐修的方法、一般逻辑的方法是无法实现对“心性本体”的整体把握只能“顿悟”。“顿悟”是渐修由量到质的飞跃,是以渐修为基础和前提的。顿悟在思维形式上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顿开茅塞的那种领悟,而是主体在思维时,将思维收束到自体之中,从主体的自我的心中来彻悟对象,悟的具体方式是“无念”,即让思维脱离具体事物的“虚空”状态,所谓“于诸境上心不染”,使思维在“虚空”运作,只能以主体臆测作为悟道悟佛悟万法的方法。这样,我们可以说“顿悟”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的、不可言喻的、超越客观对象的、浸淫于灵魂深处的内心知觉诊解,或者说它是主体通过思维对对象的超越而聆听到的发自自身的精神回响。
    顿悟是全部佛教的真髓所在,是对中国古代儒学思想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思维形式。不掌握它,不仅读不懂佛学著作,也无法进人宋明理学的堂奥,也无法解释中国古代儒学由汉学到宋学的转化原因。禅宗的北宗主张渐修,重在行;南宗主张顿悟,重在知。对于禅宗史上的顿、渐之争我们应采取修与悟、定与慧、知与行相统一的态度,即顿渐体。实际上,宋明时期有成就的学者、思想家都是圆融南北的。
    从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角度考察禅宗思想,它的不立文字、不读经典的思想是破除两汉以来形成的经学模式最为锐利的武器。经学不管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都是重视语言文字的解读途释,以章句训话,名物典制的注释为学问。所以经师大多是死抠书本的冬烘先生,只认准读经书奔仕途,几代家法师承,经书读熟了,思想读没了。经学僵化,学人也成了不周世用的经学的牺牲品。三国两晋的聪明人何晏、王弼、称康、阮籍等人跳出经学模式,创造出一套玄学的模式,是第一次在思维方式和学习路径上对两汉经学的大冲击。但是玄学家们是以道释儒,目的是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仍站在儒家一边。不管名教本于自然,或越名教而任自然,抑或名教即自然,都是以儒为主。中唐以后的禅宗则不同,它是以佛为主,而这个佛即是我“心”,以心为主,在思维方式上,就把“我注六经”换成了“六经注我”,这个变化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汉学到宋学的变化。宋代以后,两汉形成的经学模式就被解构,起码在中国古代儒学思想中不占主流地位了,而这种变化的内因无非是儒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外因则无疑是佛教思想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禅宗对孺学的渗透。
 

0
咨询电话:4000-682-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