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的产生和统治阶层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伦理道德教育便成为统治者用来为其思想精神统治服务的与法律的强制不同的软工具。从此道德教育开始超越氏族和家庭的有限范围，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范围拓展。当权者依靠政治力量和社会媒介(文字等传播媒介)，为其统治有利的方式，重新编排和创造新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且大力地灌输给百姓。其直接的结果是道德的声音变得更加洪亮，但同时增加的却是其美化政治统治的虚伪性和脱离生活的理论思辨性。从此，道德开始与政治结合而增加其虚伪性和欺骗性，但是政治道德对统治者的约束和对百姓的规范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力量，是确实存在的事实。纵观蒙古族道德教育史，如果说“阿阑·豁阿母亲五箭训子”中提出的关于兄弟团结合力，才能够做“普天下的君主”的论断，为蒙古政治道德教育的开端的话，那么“成吉思汗簌言”更是国家对臣民进行政治伦理教育的更有效的教材。

     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其《史集》中记载的成吉思汗簌言的内容自成体系，其中的政治道德教育内容涉及广泛，如政治法律与习俗道德关系的论述，怎样成一个好的统治者的教导，又如怎样看待和处理家庭和国家治理关系的论述，还有怎样处理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等等，所涉及的政治道德教育内容非常丰富。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秘史》和《史集》中的成吉思汗的崇高道德形象与他的敌人扎木合、王汗等人的缺德、滑稽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政治伦理立场。作者坚持的就是把成吉思汗及其缔造的蒙古帝国看作正义的化身，把他们的敌人描绘成丧失德性的一类人。上述《乌云图力呼尔》和后世出现的《十善福白史册》(蒙古语。rban buyantu num uun chagan teuhe)中，有目的宣传政治伦理教育的思想倾向更加突出。后者的中心思想便是“政教二道并行”原则，强调的是政治和宗教伦理的紧密结合。而前者所提到的“可汗的三十五种德性”和“为臣之九种德性; }9pss-iss等，也包含了政治家的职业道德要求，二书犹如同出一辙，所提倡的内容均为政治伦理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