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佛教讲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以此劝人弃恶从善，依王夫之之生死观，个人之生命一世而尽，那么小人以此一世为资而妄为，又何必为善?这是王夫之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王夫之对此问题非常清楚，在生死往来之际“圣人之利用以贞来而善往者，固有道矣。此“道’，，就是站在天道生化的高度论述人之扬善的天责，就是强调“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王夫之认为人生存在天命之性与气聚之形两方面，它们又被简称为性与养，在易学“天地之数”的视野下，性被阳数象征，养被阴数象征，而“阳数寡、动”、“阴数多、静”，阳数因其动，所以“喜来而大”，阴数因其静，所以“喜往而小”，如此则有生物界中“多者不恤其往，寡者重予以来”即阳主生而阴主消的态势，而圣人法天道之生生，“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也”。圣人“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一方面属于法天之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因为阳虽主生，但是阳数寡而造成常人重“养”而亏“性”的局面，这一局面存在严重后果，“充养以替性，延于他日，延于他人，而要有余浊。……衰晋之五胡云扰，善恶之积，亦有往来，率数百年而一复”，所以乱世有因，根本在于清刚之气不显，恶浊之气多聚于人间，而改变之法则需要圣人参赞化育、节宣阴阳，“充性以节养，延于他日，延于他人，而要有余清”，如此才能逐渐臻于盛世。显然，王夫之主张“必尽性而利天下之生”是有其良苦用心的。他反对佛教的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说，认为一方面不可能存在一以贯之的生命主体，另一方面佛教只着眼于自己之解脱而有自私色彩，“释守性以为己贞，……是亦共、欢朋党之私，屠酣固悟之情已耳，但在气聚气散清浊往来之际，也认为有因果关系，“充性以节养”则清渐盛，“充养以替性”则浊渐盛。而圣贤君子见此天道之机，则当助清而抑浊，“自我尽之，生而存者，德存于我;自我尽之，化而往者，德归于天地。德归于天地，而清者既于我而扩充，则有所裨益，而无所吝留。他日之生，他人之生，或聚或散，常以扶起清而抑浊，则公诸来世与群生’。至此，则可见王夫之是着眼于天道化育和人类社会的完善而强调人之为善的必要性，而非如佛老着眼于个人解脱而强调修养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的确显示了儒家和佛老在出发点上的一个差别。王夫之极其推崇此种境界之下的圣人之功，“且今日之来，圣人之所珍也;他日之往，圣人之所慎也。因其来而善其往，安其往所以善其来。物之来与己之来，则何择焉!是则拙于此而伸于彼，屈于一人而伸于万世，长延清纪，以利用无穷。……故生践形色而没存政教，则德遍民物而道崇天地。这显示了圣人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