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傣族地区的佛教是由缅甸传播过来的。这是傣族历史上惟一的、也是重要的与外来文化的广泛接触与碰撞，最后，外来佛教文化终于在傣族地区取得了主导地位，成了全民信仰的宗教。同时，佛教逐渐渗透到上层建筑中，与封建政权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

    封建制度下的傣族最高统治者被推崇为神的化身，这与佛教影响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人们把封建政权最高统治者—“召片领”奉为神来信仰和服从。“召片领”有佛教教名，名为“松领帕乒召”。“松领”在小乘佛教中仅次于最高的等级“阿嘎牟尼”的僧侣;“帕乒”是对当过和尚的人的称呼。“松领帕乒召”的全意为至尊佛主。在“召片领”发布的命令、文告、委任状等文书中，均用僧侣的尊号“松领帕乒召”相称，以示神圣和庄严，可见佛教对封建政权的影响至深至远。

    与此同时，佛教与封建政权相融合的特点在傣族封建政权体系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佛寺的组织与封建领主制的行政组织相互渗透、相互利用，关系十分密切。在该地区，最高的僧侣只能由召片领的亲属和召勋的亲属当任。佛教体系严密，层层设置，上到宣慰司署所在地，下至各个村寨，都设有相应的中心佛寺。宣慰司司署所在地设有全区最大的佛寺，佛寺中心称为“洼龙’，(或洼浩)，统辖着所有的佛寺。“洼龙”佛寺的主持人必须是召片领的亲属，否则必须认召片领为“义父”;在“洼龙”的左右两侧设有“洼扎棒”和“洼专董”两大佛司。在各勋，也设有洼龙，作为当地的中心佛寺;在勋以下的陇、播、火西等行政区域也都有相应的中心佛寺，称为“瓦拉甲贫”;直至各个村寨，几乎都建有佛寺。从整个体系来看，做到了只要有一级行政组织，就有相应的佛寺。这种佛教管理体系，从上到下组织严密、层层隶属。上级佛寺有事按组织系统下达，并对下级佛寺的僧侣或主持有处罚、撤换的权力;按照规定，下级佛寺的僧侣或主持要按期到上级寺院报告情况，领受法旨、朝拜、集会和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