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如同生命一样古老，自从有了人类活动，也就拉开了与疾病之间不断斗争的序幕，当然对病因的探索也同时进行着。什么是病因，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对它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在人类共同的萌芽时期，对世界认识处于借懂，对大自然也无比敬畏，于是神明病因论成了当时各个民族大同小异的认知。稍后时期，人类有了一定的控制自然、解决疾病的能力，就开始从鬼神致病的病因认识逐渐转向自然界气候环境病因，这一时期东西方认识水平和认识方向基本相同，中医学以《黄帝内经》为主要标志，以秦汉以来的气一元论、阴阳五行等“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哲学思想为背景，初步构建起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自身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整体病因论。在对农耕经济下产生中医天人合一观和傣医天人统一观相比较，虽然有其相似之处，即都认为人与自然密不可分，人应顺应自然变化等，但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显著区别。首先，完整的中医天人合一观既包括自然环境与人，人自身，也包括社会环境与人和人类社会与天道之间的关系，而傣医天人统一观则未被发现含有后两者内容。其次，中医与傣医对天人合一的哲学解释和推导是不相同的。傣医天人统一观建立在人体和世界都是由地、水、火、风4种相同元素构成的佛教哲学基础上。中医天人合一观是同时建立在阴阳五行、道本体论和元气论上的。因此在对疾病观的认识上存在差异。

    中医理论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古人无法运用先进精细的科学仪器从微观的角度深人了解疾病的致病因素和病理机制。因此，古代的医学家们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疾病与战争某些特征的相似性，不自觉地运用了隐喻的表达手段，通过已熟悉的、形象的“战争”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达不熟悉的、抽象的“疾病”概念体系，把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感知经验用到对疾病规律的认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理论体系不断形成、发展、成熟，这些最初描述“战争”的词汇被广泛地运用于对疾病发生、发展、变化机理的描绘和解释，并逐渐成为中医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和语言表达，形成了独特的中医病因病机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战争隐喻也逐渐被引申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语言的表达，并潜移默化为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因此中国古代的兵法思想亦渗人中医药应用中，“用药如用兵”。中医方剂的理论有“理、法、方、药”为原则，奇正相依，扶正祛邪、攻补兼施等。

    傣医理论形成于2000多年前，因此，古代的傣医学家们在人体和世界都是由地、水、火、风4种相同元素构成的佛教哲学基础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疾病与毒、魔某些特征的相似性，不自觉地运用了隐喻的表达手段，通过已熟悉的、形象的“毒、魔”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达不熟悉的、抽象的“疾病”概念体系，把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感知经验用到对疾病规律的认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傣医理论体系不断形成、发展、成熟，这些最初描述“毒、魔”的词汇被广泛地运用于对疾病发生、发展、变化机理的描绘和解释，并逐渐成为傣医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和语言表达，形成了独特的傣医病因病机理论。虽然“毒、魔是疾病”这一概念隐喻没有出现在这些词句中，但却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疾病隐喻是理解和表达傣医病因病机语言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而傣医的“解药”理论就是祛除毒与魔。仅有未病先解，先解后治，同解同治的治疗原则。

    比较而言，中医与傣医都与其他医学进行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显著的差异在于医学文化交流使得傣医的基础理论和核心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对中医重要理论和核心思想基本上没有构成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