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兴寺所处的南郭在何时发展成为南城?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根据宿白先生的考证，青州“南郭营建为南城，当在后唐废帝之前。”..".l当时，平卢军(治今青州)节度使“(房)知温(?-936年)在镇，常厚敛其民，积资拒万，治第青州南城。”这样，南郭变为南城的确切年代虽不可考，但却可限定在唐开成五年(840年)至五代后唐废帝(934-936年)时的近百年之间。

    笔者认为，房知温建其宅第于南城，不仅透露出了此时青州南郭地位已经上升为南城的重要历史实情，还值得注意的是，房知温宅第很可能就是青州衙署，如止-则州治应由北城移至了南城。龙兴寺其时不但地处青州南城内，而且与州衙同城。

    这一认识，还能够被以下两条资料进一步证实。

    一是据宋朝著名笔记小说集《夷坚志》载:“青州益都人王德柔，营新第于北郭。”王德柔其人，于史可寻。《旧五代史》载: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据青州城反，其子杨承勋幽禁之，“以城纳款，遣即墨县令王德柔贡表待罪。”由此可知，王德柔为五代后晋时人，曾任过即墨县令。王氏营建新第于青州“北郭”，此“北郭”无疑是相对于“南城”而言的。这既证明五代后晋时青州南郭确已扩建为南城，又说明东阳城沦落为了南城的北郭，地位出现明显下降。此时的青州城己是南城北郭格局，与刘宋迄唐时恰好相反。

    二是据《旧唐书》载:“益都……在今寿光县南十里故益都城是也，北齐移入青州城北门外为治所。”这里的“青州城”若解作东阳城，则于理不通。因为东阳城北门外为荒郊，益都县不能治于野外。如将“青州城”视为青州南城，便不存在任何矛盾了。这样一来，“青州城北门外”则指东阳城，这与北齐时期益都县移治东阳城的史实正好相合。那么，《旧唐书》撰者刘煦等人在此为何不直言东阳城，而以“青州城北门外”代之呢?如所周知，《旧唐书》的成书时间，据《宋史》载:“(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秋，《唐书》成，二百卷。”问题己经很明朗了，这正是东阳城在当时丧失了北城地位，降为北郭的原因所致。这与前述还恰好相互映证。

    不过，北宋时东阳城地位又有反弹，由北郭复为北城。我们知道，历史上的青州城规模最大时是在北宋，由南、北两城组成，所谓“中贯洋水(今南阳河)，限为二城。”景枯四年(1037年)，已离任的青州知州夏辣在其所撰《青州龙兴寺重修中佛殿记》中说道:“(青州)城萦带山岳，控引川读，气候高爽，风物愚盛，雅俗杂处，修途四达，富焉庶焉，东夏之都会也。中有佛图，实曰:‘龙兴寺’。”这砂这里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龙兴寺处于青州城内。更具体地说，它位于南城中。

    那么，此时青州州治究竟在南城还是北城呢?元代于钦《齐乘》引宋人曾肇《南阳桥记》载:“东阳城，府治之北城也。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似可解作:“南城，府治也”。宿白先生据此推测:“其时(北宋)，青州府治似已移设南城。”笔者非常赞同这一推论，在此再为之补充三点证据:

    其一，熙宁元年(1068年)至三年(1070年)，以兵部尚书衔知青州的大文豪欧阳修曾赋《水磨亭子》诗云:“多病山斋厌郁蒸，经时久不到东城。”“东城”即北城东阳城，如《括地志辑校》载:“青州益都县东阳城，即州所理东城是也”《太平寰宇记》亦载:“东阳城，今州东城也。”上述诗文表明，身为一州之尊的欧阳修竟然长期不到东阳城，如果州衙设于斯城，是令人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多少透露出一点州衙并不在东阳城，而在南城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