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产生有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和思想根源，并非外来佛教思想直接影响的产物，也非我国以往传统思想独立演变的结果，而是当时统治阶级为实现政治需要，继承、改造和发展先秦至两汉以来道家、儒家等思想形成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玄学与何晏和王弼联系在一起，基本上就是依据《周易》哲学，并融合了早期道家思想，主要是从《老子》和《庄子》中吸收的一些观念。何晏的作用记载不多，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是玄学的三部权威著作中的两部，第三部则是郭象的《庄子注》(把向秀此前的注收在内)。玄学的中心思想是讲“天人之际”的，“天”指天道，即宇宙观;“人”指社会人事，包括政教处措施。所谓“天人之际”就是讲天道和人事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也就是讲宇宙自然和社会名教的关系的理论，所以它既是哲学又是社会政治学说。可以说，“魏晋玄学是一种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哲学”。

    在魏晋之时，玄学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佛学日益向玄学唯心主义靠拢，佛玄合流，后来佛学又反过来给玄学唯心主义以影响，丰富和发展了玄学唯心主义，并取代了玄学的地位而在南朝时一度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统治思想。可以说魏晋佛学广泛流传的过程，就是在不断消化和变通印度佛教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固有思想融合并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魏晋佛学大致分为两大阶段:“般若学”与“涅梁学”。

    般若学因玄风而远扬，玄风依般若而转盛，两股思潮相融而激荡，构成了魏晋时期思想界的主流。由于玄学有贵无、祟有、独化各派别的分歧，般若学受此影响，依附不同的派别，因而产生了既不完全同于印度的大乘般若学说，又与玄学有异的中国式的般若思潮，即“六家七宗”②等学派的分化。各派相互吸收和质难，从各个角度去阐述般若“空观”，使般若思想迸发出绚丽、琅璨的火花。六家七宗中影响较大的是本无、即色、心无三派。本无宗，以为“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本无异宗则认为，无为一切之本，有从无产生。本无异宗的观点，带有宇宙生成论的倾向，和当时玄学本体论有异，不久，即趋于消失。当时佛教的重要领袖道安、慧远就是用王弼、何晏一派的“贵无”思想去解释般若学，以为般若学的要义也是“以无为本，而被称之为“本无宗”。即色宗只说到现象界的不真实这一层意思，它说“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支道林论证了“色非自色，因缘而成”，现象只是假有，但没有进一步论证这种“假有”也是空的，没有达到般若空宗一切皆空的理论高度。所以只是玄学中的一种理论，不是印度的大乘中观派的理论。心无宗，强调内心的修养，谓“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这一派不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应使神静心空不执着什么。按佛教唯心主义的观点，这一观念是邪说，背离了佛教正统。识含宗主张“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这一派否定了物质现象的真实性，但肯定了精神的真实性。幻化宗主张“世谛之法皆如幻化”。这一派也主心有色无，明确指出神不能空，认为如果把神的真实性否定了，宗教宣传即失去了意义。缘会宗的代表为于道邃，著有《缘会二谤论》，主张“缘会故有，名为世谛。缘散故即无，称第一义谛”。这一派讲空，认为缘会是有，缘散即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