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汉末说。持西汉末佛教已传入说的根据主要有:(1)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以后，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流传。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得知，西汉末年佛教又从西域各国传到了我国于闻、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区。(2)史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佛教的传统作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等史学家均持此说。而吕微先生则根据某些日本学者的考证，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大月氏在贵霜王朝前，是否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因此“伊有授经”之说是“更需要研究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五)西汉末东汉初说。也有些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经虽然是确实的，但这只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因未受到朝廷重视，未得到传播，所以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直至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佛教开始在贵族阶层得到传播。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家贵族刘英”(郭朋《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因此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把佛教视为“仁祠”，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它的态度，而汉明帝颁诏褒奖刘英正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因此方立天等学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应为两汉之际”((.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六)东汉初说。在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中，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著名。相传在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身长丈六，飞绕殿庭，顶佩白光。次晨，汉明帝询问众位大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正如陛下所梦。明帝听罢，信以为真，于是便派遣蔡惜、秦景、王遵等十多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汉使行至大月氏国，正好遇到在当地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十年汉使梵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回到洛阳。汉明帝礼请二位高僧暂时下榻于鸿护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翌年，又救命于洛阳城西修建僧院，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此事在《理惑论》、《冥祥记》、《后汉书》、《高僧传》、《洛阳伽蓝记》、《魏书》中都有提到及。此说流传既久且广，唐朝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然而现在大多数佛教史家却怀疑此说，理由有三:首先感梦遣使本身就非常奇怪。明帝做太子时就和刘英很接近，故理应知道佛教的存在，梦而见佛不能成立。其次明帝派到大月氏国求法的使节蔡惜(即张蓦)为前汉武帝时代的人，在明帝前约一百六七十年。当时张赛出使西域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法。还有替明帝解梦的博士傅毅，明帝时他尚是个少年，不可能在朝廷作官。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据此认为汉明帝感梦求法完全不是历史事实(《简明中国佛教史》)。有些学者在否定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故事的同时，对佛教是否在东汉初年已传入中国的事实进行了分析。严北溟认为佛教在东汉初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不能简单地确定在某一年内。任继愈则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等方面考察后，断定“佛教……开始传入当在东汉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