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既然能够如此广泛而迅速地接受汉族文化，那么，他们接受佛教文化当然也在意料之中。纵观金代佛教史可以看到，从金初到金末，佛教逐渐盛行，佛教信仰逐渐加深，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验证。一方面，佛教寺庙的数量不断增加。从世宗开始，金朝为弥补财政不足而大量发卖寺观名额，一大批无额寺院因此合法化，寺院的数量由此增加。在不断颁赐新寺院的同时，大批旧有寺院得到修复和扩大，例如，磁州常乐寺因旧址狭窄，遂自皇统八年(1148)九月至天德二年(1150)六月，将旧有寺院“筑而广之”，殿成之后“高广宏旷，冠于一方”。并州之威德院“颇以寺基迫隘为嫌”，大定年间重修，“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广”。阳城县海会寺因“旧堂坏壁，暗其丹青;纪确疏檐，摧以风雨。既卑且隘，欲倒而倾”，遂于大定十年(1170年)重修，“辄毁故以更新，特易小而成大。广其制度，增其基址”。由于不断的赐额和重修，金代佛寺的数量和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并州佛寺为例，“宣、政之季，废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砾之场金碧相望，初若未尝毁者”。

    另一方面，佛教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金代社会历经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四朝的动荡，到世宗、章宗时期已进人稳定发展阶段，这为佛教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时人谓之“大定之初，天下鸿宁，释教大兴”。“普天率土，被于膏泽。诞布德音，崇重佛教”。社会大众对佛教信仰的增强可从不断高涨的助缘建寺热情中得到印证。海陵年间长子县修建妙觉寺时，民众“至于施物、输材、献工不待诱而云集”;⑩大定年间哪城县修建正觉禅院时，“巧者献工，勇者助力，富者输财，辩者劝施”;定州修建圆教院南院时，“有助材木者，有助砖石者，有助笆瓦者，有助人功者”，“或肩背负荷而送者，不惮烦劳。或车牛载运而来者，口口迢邀”，这些石刻史料中有关民众捐财献物的记载可能有一些夸张的成份，但是大量石刻文献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说明“富者以货，工者以巧，壮者以力”的基本史实是不容置疑的。与此同时，佛事活动的规模也非常庞大，皇统四年(1144 )，汾州香积院举行盛大佛事，“是日也，莫不蟠幢蔽日，增盖遮空，森列花灯，敷陈茗果，冀申虔洛，同会香羞，唯凭奉佛之因，仍切恳祷之慷”，天宁万寿禅寺毕工时，“集山东十八郡大长老泊传戒宿德，建龙华会七昼夜以落其成。幢盖撞鼓，填溢衙市。细素万人，遐迩咸会”。东平府荐诚院落成时，大作佛事，“于是四众云集，如水凑川，如风人阿，奔前轶后，惟恐不及。扶老携幼，酌水捧花，随意稽敬，异口同音，歌传殊胜”。这些史料说明，民众对佛教的信仰确实大大增强，人心向佛几成社会风气。如果说金代前期佛教的社会影响更多地局限于上层社会，到金代中后期时，佛教影响已扩展到社会中下层，这为金代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