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域性—原生性民间音乐文化层

    即有关“前现代”背景下形成的，同一条边境两侧呈定居状态的跨界族群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可以分为定居族群与移民族群(或离散族群，Di-aspora Ethnic Group)两类。

    (二)区域性—次生性佛教音乐文化层

    即因传统的国家政治、人为宗教、经济等横向传播交流影响而形成的跨界族群佛教音乐文化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在云南与东南亚(包括缅、泰、老、柬等国)，存在一些采用本土佛教文字(如缅文、泰文、老挝文及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等)，以本国或本土为基本流传地域，同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及佛教文化特点结合较紧的大大小小的南传佛教亚文化圈。比如，由云南与周边掸傣、孟高棉诸跨界族群共同缔结的傣伪佛教亚文化圈和傣那佛教亚文化圈，即是其中较为古老而具代表性的例子。

    (三)整体性—再生性杂揉音乐文化层

    即指现代—后现代背景下，因为原生、次生文化层与分布、环绕其上、其侧的主(流)文化层—具现代民族国家及其现代政权特征的各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上层因素的并存合力，且受到外来的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互融现象的影响而形成的杂揉音乐文化的研究。凡涉及华族移民音乐文化以及金三角地区多族群音乐文化交融的研究课题，便可以作为其局部个案和例证而纳人其中。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以往在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文化圈内外关系脉络中，跨界族群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文化圈相互交织，族群认同一向是圈内外诸族群(尤其是部分不信仰三大宗教的族群)所奉行的重要的文化认同因素。如今，居于底层的族群认同已经让位于其他文化认同因素，区域认同、政治认同在其中既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同时也呈现出断裂、碎片的态势。比之而言，在相对显性的文化层面上，以南传佛教为代表的宗教认同一直是不同跨界宗教文化圈内外较具整合性和稳定性的要素之一，起到维系不同地区、族群之间文化交往及情感和谐关系的重要的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