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了经世致用、爱国蔽身的人文精神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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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佛教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的精神。南岳的禅宗与北方过于注重仪轨，东部地区偏重于理论相比，更加关注现实，更具有可操作性。湖湘佛教从开枝散叶起，佛教的慈悲情怀就与湖湘文化之爱国精神相契合，并且很多僧侣是实际的践行者。湖湘佛教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体现悲心宏愿与自我价值实现的统一性。
于陈代光大二年(568年)带了徒众四十余人前来湖南、人住南岳的慧思大师(515-577年)曾撰写《南岳思大师立誓愿文》，叙述自己出家学道、习禅以及在各地游化迭遭诸异道扰乱毒害，因而发心写造金字经本的因缘，以及他立誓修禅解脱法、得神通力、弘扬般若、广度众生的大愿。慧思在南岳弘法十余年，其悲心宏愿基调下经世致用的论调也基本上奠定了湖湘佛学精神的基调。慧思的禅学思想即重视般若，也十分重视注意行持。这就使他的禅法尽力于引发智慧、穷究实相的同时也重视禅观，于是双开定慧两门.慧思所开创的湖湘佛教的这种特点与精神在近代中国史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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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人敬安大师(1851-1912年)不但是一位著名诗僧，而且也是一位“身在佛门，心萦家国”的积极实践者。他一方面以其创作的“水到源头活，山从雨后妍”的审美意境感人至深，另一方面却以“我虽学佛未忘世”的狮子吼令世人振聋发玻。其精神人品如同大师所钟爱的梅花一般圣洁、崇高。在光绪十年法军犯台、清兵遭败时他以诗明志“欲以徒手奋击死之”;在辛亥革命成功时他表示“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
近代维新变法志士，湖南浏阳人谭嗣同以佛菩萨“我不人地狱，谁人地狱”的普度众生精神来从事维新运动，并建构了一个儒佛融合的用以指导维新运动的“仁学”思想体系。谭用同的《仁学》从“仁爱”之本原出发，探究孔佛之精奥，征引儒学思想和佛学思想来让释“仁”之理念。谭嗣同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怀激烈的殉道者，成为解脱生死实现涅盘的实践家，将生命无畏地布施给中国的变法事业，以唤醒芸芸众生之觉悟。谭用同为维新运动而献身所表现出来的不怕死精神亦是佛教的“无我执、空生死”的涅架境界的体现。这也正是湖湘佛教悲心宏愿基调下经世致用、爱国献身的人文精神的最好体现。
曾颇受争议的湖南湘潭人杨度其思想的核心“无我主义”也是秉承大乘佛教“自行度他”的传统和湖湘佛学经世致用之精神。所谓“始以寻求无我主义而习佛法，终以创造无我法门而人佛道”。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不自由、不平等，要想救他人必先救自己，而拯救自己的唯一方法是“无我主义”.儒家修己安人、道家无为而治、墨家舍身爱人，这些传统的学说都称不上“无我主义”。哲学和科学都重现象和原理，能帮助人类增长知识，却无法让大家享受自由和平等，只有在佛法之中才能寻求到真正的“无我主义”。杨度一生虽多次投向不同派别，但其学佛、用佛是不变的经世信仰，其传奇的人生经历也彰显了湖湘佛教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
湖南佛教的经世精神在近现代还表现为僧侣们的抗战杀敌的爱国献身精神。随着抗战日益激烈、残酷，湖南部分宗教界人士决定走出“清静之地”，投人抗日洪流。1939年夏，著名爱国僧人巨赞与南岳福严寺的明真法师一见如故，切磋佛理学术，研讨和组织抗日救亡工作。当时身兼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到南岳后，广泛地接触僧、道、尼，他欣然为抗战的僧侣们题写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字。周恩来的题字不仅使巨赞等受到极大鼓舞，同时也得到启发，即:“杀贼”和“学佛”并不矛盾，只有杀贼除寇，才能救生事佛。为了组织更多的人“杀贼”，他们将“佛僧青年救亡团”更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强征僧人当兵，明真与僧众组织“湘桂青年僧人联合请愿团”，发表宣言，反对内战，拒不应征。
可见，湖湘佛教普度众生、慈悲宏愿的经世精神，重视心灵净化、道德提升的情操与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重道德节操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与不仅一致，而且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