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佛教在泰国承担了许多政治职责，协助官方完成一系列涉及国家管理的任务，参与政治活动日益增多，佛教深深涉入世俗的政治活动中。

    从19世纪初到现在，泰国统治阶级一直努力将佛教组织吸附到国家官僚体制中，这已经成为泰国统治阶级对待僧伽组织的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僧伽组织仅仅是形式上与政府各级机构保持平衡，实际上它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严密地被结合到政府部门中去了，由于僧伽被有效地纳入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僚机构，政府便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导僧伽政策和它的行动。。在政府的有力推动及僧伽组织的引导下，僧伽们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泰国的政治活动中，协助官方完成一系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任务。

    近代以来，佛教曾被用来培养泰国民族主义情绪。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出现与发展都离不开传统，为了维护民族自尊必须强调传统文化、强调传统伦理价值观。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本来也是其传统文化、传统伦理价值观积a}的过程。总之，离开了传统，民族主义也无从谈起。在泰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佛教已经被融入国家和民族的生命之中，如果没有佛教，很难想象泰国的存在。20世纪初期，为了抵制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侵略，佛曾被用来培养泰国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泰王拉玛六世(即瓦栖拉兀，1910--1925年在位)出于张扬民族主义的目的，大力倡导泰国传统文化，当然也就是倡导佛教及传统伦理。他要求泰族人在行动和精神上团结一致，使国家、宗教和国王免受敌人的也就是西方人的侵略。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上座部佛教的特殊性以及宣传吸纳僧伽来服务于国家。但这个佛教民族主义后来被泰国当局加以曲解、利用使之成为宣扬泰民族主义至上，排斥外侨(主要是华侨)和防共的政治工具。

    二战后，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巨大，而东南亚共产党人因为在二战时期领导人民抗战建立了功勋也影响大增。美国出于防共和全球称霸的需要，极力拉拢泰国，而泰国国内又有非佛教徒的少数民族和穆斯林的反抗乃至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历届政府都认为泰国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包围。它们在指责共产主义的同时，起劲地进行反共、防共的活动。佛教就被推到前台被利用来抵制共产主义的影响。借助反共宣传而推动佛教复兴的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51年泰国国内各地都有一批比丘散发反共传单、粘贴宣传画。呀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泰国各届政府为遏制共产党的渗透，制止少数民族的反政府武装斗争以及防止农村受压迫民众的反抗，更加急于将作为泰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象征的僧伽动员起来。泰国政府也正是利用了以下佛教可以为政府所利用的有利条件:此时，泰国政府己经掌握了僧伽组织，僧伽组织己被纳入国家管理机构框架，僧伽集团是服从政府领导的。在泰国，农村一直是现代化进程影响较小的地区，农村的传统保留地较完善，因此寺庙在泰国农村地区一直是社会与宗教活动的中心，乡村僧伽一直声誉不错，他们的生活态度可以成为村民的榜样，僧伽一直参与乡村的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于是，泰国政府推新的政策，实施新的发展计划，大张旗鼓地依靠僧伽的参与。僧伽的政治参与也渐趋制度化。泰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有针对性地实施了“农村发展计划”。随后，泰国政府又将其具体分为“社区发展计划”和“加速农村发展计划”。为配合政府上述计划的实施，泰国僧伽组织相继推出了“传法使计划”和“弘法计划”。这些计划是政府通过大长老会选派忠于佛教和国家、不破坏佛陀教法、自愿献身于传教事业的僧人从事传法、弘法，以推广佛教信仰，加强各族群众对泰国的认同而制订实施的。传法使计划首先开始实施于1964年，这一年有175名僧人参加了这项活动，主要在东北部各省工作，第二年(1965年)有802名僧人参与，活动范围增加到西部、北部、东海岸和南部地区。此后在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传法工作全面展开，参加的僧人最多时达2000人以上，足迹遍布全国，以致“传法使计划”成为长老会的主要职责。传法的具体任务是向村民传授佛教的教义、教理，使佛教徒坚定信念，同时培训本地僧人，以灌输传统佛教的重要性，还要求人们效忠于国王和政府。另外还进行一些世俗活动，如宣传一些卫生健康知识，农业技术帮助穷人等。由此可见，“传法使计划”是调动全国人民的佛教热情，抵制共产党渗透的一次全国性弘法活动。“弘法计划”的出现稍晚于“传法使计划”，于1965年提出，从1965年起先后有数百名僧人参加了这一工作，覆盖了30多个部族村落。“弘法计划”也是一场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弘法以加强思想控制的活动。它的抵制对象主要是山地少数民族的非佛教信仰者和武装反叛者。为了实现这些计划，曼谷的两所佛教大学—大宗派的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及法相应派的摩诃蒙固佛教学院都制订了培训比丘的计划，它们被称作“大学毕业比丘参加山区佛教活动的规划”和“鼓励比丘参加社区发展的规划”。地方上的比丘领导人也积极行动，在各府先后成立了佛教学习中心，培训僧人。在僧伽的积极努力下，1966- i 971年间共动员了9千人次的比丘到学校、政府部门、商行、监狱和公司宜讲佛教道德，主持传戒和习禅训练。听讲的人数达上千万，从这些比丘中接受戒律的有约180万人，习禅的有约50万人。宫员们深深感到:如果计划得到地方僧倡的支持，特别是如果能被证明可以获得功德，那么村民就会愿意与政府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