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的崇佛之举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07-26
浏览：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帝王推崇佛教，不乏其人，但宋朝倡导道教的皇帝较多，北宋的真宗和徽宗，南宋的理宗是其中的代表。然而，宋孝宗则是两宋诸皇帝中较为崇佛者。
(一)跪拜佛像
乾道三年二月，宋孝宗驾幸上天竺院，礼敬观音菩萨，“间住山若呐曰:‘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师曰:‘不拜则各自称，尊拜则递相恭敬。’上欣然致拜。”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皇权主张至高无上，而在印度佛教却强调僧人高于在世俗人，僧人不应向世俗的王者跪拜。佛教传入中国后，帝王是否跪拜佛像一直争议较大。据记载，北宋初年，赵匡撤称帝后初次去开封相国寺进香拜佛，间寺僧是否要跪拜佛像。寺僧赞宁马上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赵匡胤十分欣慰地接受了赞宁的说法。从此以后，皇帝不拜佛像，“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当宋孝宗间上天竺观音院的主持若呐是否要跪拜观音时，若呐虽然不似赞宁那样直接说皇帝不应跪拜，但还是回答的很巧妙:“不拜则各自称尊，拜则递相恭敬”。然而此次孝宗却不似太祖赵匡胤那样“微笑而领之”，而是“欣然致拜”。宋孝宗的此举，不仅突破了太祖以来形成的皇帝不拜佛像的“定制”，是他崇佛的重要表现。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双凤纪念园,
(二)主持佛事
概括而言，佛事是指发扬佛德，推广佛教教化之事。《维摩洁所说经》中释迎摩尼说:“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饭食而作佛事，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如是，阿难!诸佛威仪进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由此可见，佛事涵盖的范围极广，既包括经典念诵和各种仪规等佛教仪式，也包含为信徒、施主等修福、荐亡所做的各种法事。其中，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十分重视的祈雨仪式，也是佛事的重要内容。东晋慧远尝诵《海龙王经》乞雨，感巨蛇之瑞，故尔后多用于请雨祈祷之时。
宋孝宗在沿袭传统佛教祈雨方式的同时，又结合当时流行的观音信仰，祈雨于观音菩萨。隆兴元年七月，刚刚即位的宋孝宗作:《御赞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士，以所谓普门示现神通力故，应迹于杭之天竺山，其来尚矣。联每有祷祈，随念感应，曰雨曰肠不想暑刻，是有助于冲人者也。因为作赞曰‘椅软大士，本自圆通。示有言说，为世之宗。明照无二，等观以慈。随感即应，妙不可思。宋孝宗认为观音萨神通自在，示现于杭州天柱山。于是他常常向观音菩萨祈求阴晴雨雪，每次都能“随念感应”，遂《御赞观世音菩萨》。
(三)注赞经典
乾道元年，宋孝宗间灵山寺僧子琳:“联欲读经，以何为要?”子琳回答:"+金刚》、《圆觉》，最为要道。”又间: “参禅如何?”，回答:“禅须自悟。”再间:“何以为功”，回答:“澄寂身心久当自契。; }s}z‘虽然这段对话涉及了经教、禅定等多方面内容，但从其中的y<金刚》、《圆觉》，最为要道”，可以看到孝宗十分重视佛教经典。也许正是这次子琳推荐孝宗读《圆觉经》，数年后的淳熙十年，径山兴庆万寿禅寺落成，宋孝宗赐“御注《圆觉经》，并命陆游作《圆觉阁记》，文中有:“亲御训释，凡十二士之所间，调御之所说，佛随波罗之所译，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冰释缕解于哀笔之下。十二士之所间”是指《圆觉经》中所记载的十二位菩萨向佛祖请间修行法门，佛为说大乘圆觉清净境界修行法;“调御之所说”是指佛陀为调御修行者的心性，使往涅巢正道，所说的种种方便调御之法;“佛随波罗”即佛陀多罗，于唐高宗永徽六年」1白马寺译《大方广圆觉修罗了义经》一卷;“宗密之所注”是指宗密所作《圆觉经疏》; “裴休之所言”是指裴休所写的“圆觉经序”。陆游认为，宋孝宗的御注《圆觉经》，冰释了以往人们对《圆觉经》的诸多疑间。当然陆游所言有恭维的成分，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宋孝宗对《圆觉经》的理解是较为深刻和全面的。
宋孝宗除了注《圆觉经》之外，还撰写了《法华经赞》。淳熙七年三月，宋孝宗屡次召见净慈寺水庵一禅师、上竺寺若呐法师等人辩论经意，后撰写《法华经赞》:“妙法莲花七轴经，能令智慧了真明。斩钉截铁除疑惑，卸甲倒戈须志诚。圆觉声闻俱集会，国王帝子尽标名。为人不念如来句，死后将何破铁城。”由此可见宋孝宗对《法华》的溢美之词。
(四)撰《三教论》
在中国历史上，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儒释道三教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和谐地服务于中国传统社会:“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这句话出自于宋孝宗撰写的《三教论》。在这篇文章中，宋孝宗反驳了历史上儒家对佛道二教的批判。其一，反驳了韩愈《原道论》以来对儒学对佛教的批评。其二，反驳了扬雄以来儒学对道家的批评。东汉著名思想家扬雄曾评价道家之学:“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挞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9]对此，宋孝宗认为这是对道家之学的误解。宋孝宗提出了自己的三教观:“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儒释道三教都是治天下的工具，三者的差异在于所适用的范围不同，儒家用于治理社会，佛教用于治理人心，道家道教用以养生，三者不能偏废、否定任何一方。事实上，宋孝宗撰写《三教论》的本意并非将佛教置于儒学之上，而是对韩愈以来儒佛关系的所作的纠偏。韩愈撰写《原道论》是在佛教盛行，甚至有压倒取代儒学之势时所作，其言辞和观点难免有所偏颇。宋明理学兴起后，吸收了佛教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心性理论，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儒学重新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支柱。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依旧延续韩愈《原道论》的对佛教的激烈批评，无疑是不恰当的。因此宋孝宗适时撰写了《三教论》，提出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观，从而确立了后世儒释道三教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