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学风以崇实黝虚为特征，是与宋明理学完全不同的两种学风，但这两种学风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明末诸儒，尤其是对学风转变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几位大儒，与佛教都过从甚密，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事实，而且他们是从宋明理学的胚胎里走出来的，不能不受佛教的影响。明末学风与佛教的联系可分正面的和反面的两种，反面联系是:明末学风是在对佛教的消极面的批判这个大背景中产生的，具体而言，是对禅风末流的批判;正面联系是:它是对佛教本体论的高级阶段“真如”目的论的发挥，是儒释高度融合的从体起用。反面联系是为正面联系服务的，正面联系是对反面联系的修正。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它的正面作用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真如”的本体是超越的圆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因而是能够同时涵摄唯心和唯物的主体实存。在这种存在里，本体与现象并不是两组可离析的质体，体用不二，主体的心门始终是向客体敞开的，这个先验的设置决定了宋明理学之外另一个更为高级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佛教为了扎根中土，在与儒道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了它的入世倾向，明末学风中的佛教仍然秉承了这一发展思维。佛法不离世间法，这是中国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因而明末学风的出现并不是宋明理学的异质另类，它与理学一样同属于“一心开二门”系统，与理学不同的是:一个向内开，一个向外开;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明末学风发展的是向外敞开的“一心开二门”系统的物质性层面，体现在宗教上为佛教逐渐发展的利益众生的出世的入世主义倾向。“儒家对砖大乘佛教始终构成一大冲击，尤其在人伦道德乃至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层面逼迫印度本位的出世主义逐渐转向世俗人间，旁助了中国大乘佛教思想家认真探讨并设法解决‘胜义谛如何落实成就砖世俗谛层次’的具体实践课题。”佛教转向世俗人间落实成就胜义谛是对佛教真实本义的从体起用的积极的发挥，它与儒学淑世的人生态度一起层累地构成了明末学风转变的心理能量，体现了一种深层结合的原教旨主义的应用倾向。但这一倾向的发挥并非物质性实体的发挥，而是吊诡地表现为明末学人对现实的回归深受佛教回归理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