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促使民主和经世致用两大学风的出现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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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儒佛进一步融合，但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局面的“天崩地解”，儒佛融合的特点因而不同于以前教理经义的相互吸收，而是表现为实践领域的一从体起用的儒学精神的复兴趋势，并由此出现了民主和经世致用的两大学风。儒学精神的复兴和两大学风的出现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万历前后，净土信仰经由“四大高僧”的倡导，己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净土信仰己含有入世行愿的倾向，如德清憨山说:“磋夫!丈夫处世，既不能尽命竭力，以侍人主，荣名显亲;即当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易地皆然，又何屑屑以事龋u}乎?”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受儒佛融合思潮的影响外，更主要的，它是佛教大乘理论进一步中国化的结果。这充分表现在《无量寿经》所载的弥陀四十八宏愿里。四十八愿，件件都是度脱一切罪苦众生，因此在主观祈向里己含有入世的兼济主义。台湾净空法师认为:一切经归到华严经，华严经归到净土，净土归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归到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结为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声阿弥陀佛就是救苦救难的悲愿。早在唐朝，金地藏就曾发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末空，誓不成佛。”可见，净土的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慈悲胸怀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诸人的伦理价值非常合拍，因而深受封建士大夫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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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士之志节者，多逃之释民。他们虽遁迹空门，却不免深怀故国幽思，思想感情方面更接近社会上层居士。从这个意义上讲，居士佛教在明末清初有极强的入世关怀和政治含义。”它表明明末清初的学风与净土悲世行愿的宗教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层层内转、过化体证到经世致用的思想中去。如多封建士大夫利用逃佛的形式参加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去，明显地表现了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特点。“夫惟圣人，善用其藏，自非圣人，则莫若善用其藏。……彼辨者，察者，斗者，以屡用故穷，而不辨、不察、不斗以不用，故不穷也。”这种“藏用”，实际上是“无用之用”，是儒学在特殊历史时期与佛教相结合的最好形式，既体现了佛教从体起用的特点，又不失儒家的性格特色。如王夫之曾亲自营造庵堂以为进退之资，其《病枕忆得》有《将营续梦奄，登双髻峰半访址》，“据此，则续梦奄在莲花峰双髻峰，先生所自营造，为此三数年避兵常居之所，而慈枝为之奄主也。”另有《释惟印》赠长沙千寿寺主僧，表明与该寺也有来往，“稚僧云:寺中向藏有先生遗书二厨，咸丰中兵乱，毁于火。岂先生是时曾以所著，稗惟印藏之耶?”以佛寺作为退隐或著书之所，在明末清初，象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表明佛寺的性质有所变化，而演变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重要后方基地。佛教在明末清初与封建士大夫的这种结合表明了佛教本体论入世的价值取向，是对佛教真实本义的从体起用的积极发挥。
与经世致用思潮相孚应的民主思想也是此期的一个显著特色。如佛教居士李蛰认为“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圣人不责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故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也。”③将佛教的平等观念搬到了现世社会。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都深受佛教的影响。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猛烈批判过腐朽的封建专政制度，倡导过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念。他们对民主和平等的倡导固然与明末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主体意识的增强有关，但也深受佛教“一种平怀”思想的影响。佛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运动，其输入的最重要的概念莫大乎“民主”。释迎牟尼创教的本怀是为了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和爱有差别的等阶观，代之以慈悲的众生平等观，以众生平等心抚度众生之苦。因而原始的佛教应是民主的宗教。在这里，民主不仅意味着觉悟，而且意味着平等。随着佛教的东传，这一概念以密码的形式遗传于字里行间，以无意识的形式潜伏于人们的心灵结构，以地火的形式在地下运行，以火山喷发的形式在历史的“异端”那里宣泄。“佛教以精神和超越为价值基础建立起信仰体系，又以无差别境界作为宇宙与人生的本原和理想，实际是瓦解了实存的秩序。”这是佛教的民主观念对近世中国社会的特殊贡献，它首先是通过象李蛰、王夫之、龚自珍、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居士思想家表现自身的独特价值的。民主观念经过社会上层居士的启蒙和倡导，而后在全社会引发如火似茶的阶级运动。明清时期许多的农民起义都打出了“白莲教”的旗号，这与净土昭示下的民主观念有关。民主观念浸透于天国土的美妙理想中，而以发动农民起义建立人间天国部分地得到了破译。当然，此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还是与国家的政治行为相关，但打着宗教的旗帜就远非政治行为那么简单了。民主是亘古不变的追求，但这一真理形式往往要隐身宗教现身说法。明清之际的民主思潮开近代化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是宗教的民主本质在时代的应用，是净土信仰对明清社会的启示。
明末佛教信仰在文人笔记中屡有反映，尤其是净土信仰和地狱信仰很流行。钱谦益曾作《地藏奄记》，谓“县西城……有地藏奄。……供地藏菩萨。架阁缭垣，农力有事，今比丘象游也。……惟菩萨以大悲运大愿，弘大道，济大苦，慈悲拔救，如六官之有典司焉。……今欲仗菩萨愿力拔此土沉沦，使刀涂血路，风扇业回，铜柱铁床，尘飞浸息。”王夫之《广遣兴诗》云:“微吟即遣暗虫惊，齐语由来挞不成。旧学刑书墨，新悬乐荀怒飞鸣。法筵道得犹三棒，地狱难消在一茎。略向东风赊妩媚，还逢百舌禁流莺。“呜呼!先君之训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庚寅之役……何至楼迟此路至于今日，求一片干净土以死而不得哉?”“求一片干净土以死而不得哉”，他惟有寄托“肯死魔留佛种，再来莺化坞啼。”然而他又说“时向天台亲报佛，春愁痴在早除贪。”反映了他对残酷的现实斗争的矛盾心理。刘宗周也有“择一块干净土死”的想法，“丁卯，诸生请先生出城，先生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古之制也。吾将安之?’诸生曰:‘古人云:择一块干净土死。’城降矣，即欲死，岂先生死所?”在这里，王夫之和刘宗周的“干净土”不一定就是指佛教的“净土”，但二者在死亡概念的外延上还是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与地狱思想一起向明末学人虚构了世间之苦和现行社会的种种弊端，又以净土和地藏信仰特有的救赎方式向人们婉转地传达了抗尘拔俗的救世理想，从而与传统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明末学人的精神支柱，并在民主和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开出社会救济的思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