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朝鲜通信使也从文化形态上进一步分析了日本人无丧祭观念及“禽兽之域”形成的原因:

    日本性理之学无一可闻，盖其政教与民风非兵则佛。郡国无岸序姐豆，又无君亲丧礼。其民虽天察良知，何从而得闻道也。·，一近世京都人伊藤惟贞者，以学问名于国中，撰集己见，以教国人。其说以性理存养之说为无益，而只将日用行道之实为务。其所以著书垂训者，常曰凡人之孝弟忠信只是日用切己工夫，学者不当问性理如何;《中庸》首章率性之训，乃为道从性理中出来非谓行道者以性理为工夫也。余外立论多畔先儒，一时为士之类，或有崇信者，或有讥其穿凿者。……余辄曰，此与荀卿性恶之说同罪，从其言者，欲求人道于禽兽草木之性乎?

    朝鲜通信使批评日本政教与民风所看重的不是战争就是佛教;知识分子对性理学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有意歪曲和背叛先儒的正确学说，放弃性理存养的学说和功夫，而只关注于‘旧用行道”，从而更加导致了社会文化的悖礼。

    综上，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实行佛教与神道教融合的丧祭礼俗—按照佛家要求实行丧主素食、邀僧诵经、设斋供养、在寺中立神牌吊祭等佛教仪式，也实行自然神、祖先神、英雄神的神道教祭祀，体现了日本人独特的生命观与灵魂观。但这种丧祭礼俗在朝鲜通信使眼中，则被主观地认为非示孝之举，乃无君亲、悖礼无识之为，进而认为日本乃“禽兽之域”。这是朝鲜通信使基于儒家文化正统性而得出的偏激认识。朝鲜朝全面汲取了儒家礼治思想，制定了包括丧祭礼仪在内的诸多相当规范的礼仪制度，是半岛儒家化的最高历史阶段。明亡清兴，女真人人主中原，朝鲜朝更以儒家文化正统自居，自视为域外儒邦之“小中华”，充满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骄傲。而日本在学唐结束后，没有发生类似朝鲜半岛的文化儒家化发展与擅变，而是走向了以神、佛融合为主的文化民族化发展道路，儒家文化在社会文化建构中处于修身而非治国的补充地位，这正是它与朝鲜半岛历史文化发展道路的分野。不仅如此，佛陀可以助人解脱的信仰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君王天命神授、君王信仰一端的儒家观念。这也是朝鲜通信使在观念上排斥日本丧祭礼俗的实质原因，认为日本是无君无父。因此，朝鲜通信使对日本丧祭礼俗的评判一方面体现了他们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另一方面，“‘他者认识’是‘双向视角’的，他者是自我的一部分，是‘自我延长线上的另一个自我’，是所谓‘镜像自我”，这使朝鲜通信使在日本丧祭礼俗这个“他者”身上获得了更大的民族自信和道德体认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