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丧祭形式都蕴含着深刻的民族生命观念与彼岸世界关怀，而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生命观念又促成了不同民族的丧祭形式。儒佛二家对待死亡的观念和形式就相当不同:儒家文化具有慎终追远的人伦关怀，因此事死如事生，让逝亲人土为安，为其举行繁冗复杂、系统规范的丧祭礼仪活动;佛教则认为人生皆苦，因要消除无明，放下执迷，摆脱世俗的人伦关系，寻求涅架解脱，并认为人死后灵魂会脱离肉体转世投胎，因此实行茶毗火化薄葬法，举行超度追荐亡灵仪式。

    与日本实行佛教、神道教丧祭礼俗相对，朝鲜朝实行儒家丧祭制度。在高丽朝(918-1392)末期，应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需要，朝鲜半岛在文化思想上弃佛倡儒，进人到儒化社会情境的建构中。朝鲜朝更是在全社会逐步推行儒家土葬观念和《朱子家礼》的丧祭制度，禁止实行先前的佛教火葬葬仪和相关超度仪式。随着半岛儒家思想的发展与礼学认识的深化，朝鲜朝的儒家丧祭制度日渐规范、严格，其规定细密，程序繁冗，丧服、祭器、祀物各有等差。丧葬仪式从初终到落葬，要经过告丧、小敛、大敛、朝奠、成服、殡、遣奠、发引、宝枢等环节;又有墓祭，兼立家庙、做神主以奉先祀，定以四代祭，忌日、朔望、四时、俗节等祀礼尽足。

    因此，当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朝鲜通信使来到日本时，出于文化的差异，他们对那里的丧祭礼俗的形式与内涵既不熟悉，更不理解。尤其是日本没有为君亲之丧以示哀悼的举哀号哭之礼，认为这完全有悖儒家人伦礼义:“国无丧葬祭祀之节，君父之丧亦不举哀，蔬食五十日而止，尽削脑后一撮发，以表其有丧。“既曰君臣，而君之父死，则无举哀之节。有职任者，但一往吊焚香而已，关白亦无来临之仪，只在其宫中者一日表服云云。“至亲之死，少无哀戚之心。衣服饭食，无异平人。所异于人者，尽削其脑后发。当朝鲜通信使以儒家丧祭礼仪为准绳进行衡量时，必然因文化的偏见“视而不见”地认为日本并无丧祭之节。

    正因为朝鲜通信使认为佛教、神道教的丧祭形式不属于正统丧祭文化，只有对祖先实行儒家丧祭礼仪才是正统、有德行的善终之举，因此其对“(胜俊左兵)广通独行三年丧”之举特别进行了记录，并同时强调‘旧本素无丧礼。其实，因视野与行动受限，朝鲜通信使并未看到完整的日本丧祭活动和所有的丧祭礼仪，如盂兰盆节中有供养祖先的“中盆”仪式，要在家中备好祭台，摆放祭品，并点香、供茶，供奉各种不同的饭菜请祖先享用等，这种视野和信息的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通信使对日本丧祭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