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教祭祀仪式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07-24
浏览:
祭祀礼俗能够深刻体现民族的祖灵崇拜意识与宗教信仰观念。与邀僧设斋超度逝亲相比,日本人更加重视的是对各种自然神灵及祖先神的祭祀。在佛教传人前,日本信奉的是本土的神道教。在神道所昭示的自然崇拜中,古代日本人感受到一种神圣的力量,并将其尊奉为神。日本人相信世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精灵,认为世间万物与人事变迁均由神的力量决定,因此,要通过与神交流、向神祈祷、举行神会、谢神祭神和颂扬神的力量来祈求五谷丰盛、家庭兴旺。受这种根性文化的强烈影响旧本广泛实行神道教的祭祀活动。这种神道信仰也为朝鲜通信使所注意,在其纪行文中描述了日本人“尚鬼神”风俗的各种表现以及立神堂以祭祀的习俗:
神堂淫祠,处处相望。有天照皇大神宫者,其始祖女神也。熊野山守神者,徐福也。爱宕山守神者,新罗人也(按:爱宕山守神者为日罗,乃百济僧,而非新罗人)。春日、八怜、住吉等号,最为大明神。而其它小小神灵、人鬼及木石之妖,俗所崇奉者不可胜记。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双凤纪念园,

“天照大神”(((日本书纪)))或称“天照大御神,’(《古事记》)、天照皇大神、日神,是日本神话中高天原的统治者与太阳女神,被奉为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教的最高神抵。熊野山守神徐福,是中国战国时期齐国的方士,传说其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时出海远航至日本,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使日本由蛮荒之地飞跃进人文明社会,徐福便被日本人尊为农神、桑蚕神、医药神并加以祭祀。爱宕山守神名日罗,为百济赴日本弘法僧,相传其在敏达天皇十二年(583)抵达日本,传之观音信仰。由以上祭祀对象可以看出,日本神道教不仅崇奉自然神灵、祖先神,也崇拜英雄神。这是一种祟拜广泛的精神信仰,它又反过来广泛影响了日本的社会生活,以致日本人祀神胜于祀亲。正如金世镰《海搓录》云:“风俗酷信鬼神,事神如事父母。生为人所敬信者,死必为人所享。父母死日,或不斋素,而神人之忌,切禁鱼肉。自大官妻妾,以至庶人男女,每遇名节及神人忌日,斋明盛服、摄门者填咽街路。’申维翰《海游录》亦云:“俗呼鬼神,谓人之生为众所信者,则死必为人所享。设立祠宇,辄有斋沐祈攘之事。父母死日或不食素,而神人之忌切禁鱼肉。……凡有盟约禁戒,必引此等神以为誓。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自然神、祖先神、英雄神等多神崇拜的早期原始宗教阶段,其后逐渐向一神至尊的宗教崇拜发展。而日本神道教多神信仰体系却对其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神道信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统治者逐步系统化、体制化。“在奈良平安时代((7-11世纪),神道完成了从原始宗教向古代宗教的进化。在律令时期,神祭祀、神社神道等方面得到了完善。’另一方面,随着佛教的传人与深人民间,日本人还将神道崇拜与佛教信仰并置,出现了佛、神兼奉的信仰模式和两者参半的祭祀形式。朝鲜通信使也注意到了文化兼容的现象,说:“楼人尚鬼,饮食必祭日月,痞寐常诵梵叹。这种风俗一直延续下来,其后人日的朝鲜修信使也谈到了这种感受:“俗尚神、尚佛又尚儒,即其也,熊野日光是其权舆,而凡大小吉凶军旅之事,无不祷神云。以我所见宫本小一家,有神堂一区,自以为祈年谷丰登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古代日本的祭祀礼俗根据致祭对象不同而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其对亡亲基本实行佛教慰灵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英雄神、自然神则实行神道祭祀。而在两者之中,其重视神道教的祭祀对象甚于对亡亲的祭祀,这也是朝鲜通信使感到日本无祭祀之礼的原因之一。古代日本人把民族神道祟拜与外来佛教信仰相结合,形成了神佛融合观念。宗教信仰的多重性决定了祭祀形式的多元性,于是日本出现了“家置神堂,村设佛宇事之,若宗庙社樱的神、佛仪式并举的独特祭祀景象。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13世纪中国朱子学传人日本及其被部分士族阶层认同,从17世纪中叶开始,日本还出现了一些文士之家按照《朱子家礼》规范设神主在家实行儒家丧祭的事例,朝鲜通信使对此也进行了记录:“(胜俊左兵)广通独行三年丧”。不过,从社会主流来看,因儒家思想观念不能充分适应日本当时的国家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形态及宗教信仰需要,因此其丧祭形式也未能成为社会风尚。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神道教信仰便随着民族意识的强化而固着于
民族的思想观念中,同时神道教的融合贯通性也使日本具有了兼行佛教、神道教丧祭礼俗的文化认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