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了上百年的传承发扬，已经顺利的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通常我们讲传统文化往往将儒释道相提并论，方东美也是如此，他将佛学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来考察其思想特色与理论成就。他认为，“中国大乘佛教乃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本位儒道文化相融合的中国化佛教，是中国文化在接纳、消化印度佛学后所产生的具有高度创发性的形上学系统，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和智慧的独特创造”。

    前文提到的“六家七宗”，被称为中国大乘佛学的前奏。在这一部分的前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所谓佛学，一方面是外来的宗教，第二方面是外来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方先生看来，“在三国末年到两晋时代，佛学发展的步骤是透过格义之学外表的附会，然后产生内在精神的体验。”并且认为在当时的佛学家中，譬如道安、支遁、僧肇、僧叙、道生，一直到南方的慧远，可以说实质上还是原本的中国道家的精神，在这里面还不是真正的佛学，所以叫做“中国大乘佛学的前奏”。。从六朝到隋唐时代，佛学本身有独立的发展，变作一个独立的研究，然后是独立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它本身的根据，不应当再从道家里面找渊源，而应当就它的本身看出它的基础。这样一来，从六朝末年，尤其从南朝梁陈到隋唐这一时代的佛学，变成纯中国的东西，叫做“中国大乘佛学”。从佛经翻译谈起的中国大乘佛学被方先生从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关阐释，其中包括认识佛经翻译的传统、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佛经翻译的六道手续等部分，其中关于认识佛经翻译的传统部分，笔者认为对于从佛经翻译谈起的中国大乘佛学角度中分析，对佛经翻译的传统及重要性做出相应认识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在方先生看来，中国大乘佛学不能够凭空去了解，我们要切切实实做一些准备工作。所以在这里有几种事实我们要着重。第一个事实，就是翻译的传统。在佛经翻译的传统基础上，引申出佛经翻译的发展，关于佛经翻译的发展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从后汉到三国时代，可以说是第一期。但是这第一期佛学的介绍，它的来源不是在印度本土，而是在西域。就是张赛、班超先后通过了西域之后，西域方面像康居、大月氏、古代波斯都有许多学者到中国来了。但是因为不是印度本土，所以他们带来的典籍都是片断的材料。譬如像四阿含的原始经典，以及《般若》的一部分、《涅架经》的一部分，《法华经》的一部分，都是片断的材料。而初来时，中国人对这些思想不大熟悉，并且从西域来的人有些是在中国几代了，譬如像支徽的中文固然比较好，但是像安世高就是到中国来才学中文的，他的中文非常牵强附会。所以在翻译时，采用直译而又不精确。同一个经典往往要翻译到七次以上，譬如《小品般若》。由此可见这个时代的翻译，许许多多地方是比较牵强的，而且文字也不精练，这是第一期。代表人物有安世高、支娄迎俄、支俄，以及西晋初年的竺法护。这个时代的佛学还没有生根，所以没有中国独立著作的经典，来表达佛教或佛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