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译经与竺法护译经集团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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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佛教在敦煌传播的盛兴，不仅表现在以仓慈为首的地方政府大员，对与佛教传播关系密切的商人的鼓励与保护，而且还表现在以敦煌为基地的佛教译经、抄经、传经以及布道上。一种宗教及其文化与艺术要想在异国领域传播，必须寻找一个落足点、突破口，才能成长壮大，再向纵深来发展。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思想文化，在向中原内地传播时，敦煌便是其落脚的基地。东向传播的佛教，其首要任务便就是把印度古梵文经卷翻译成汉文，这样刁能在中原内地很好的被广泛传播。所以译经的工作就应该是十分紧要的。这段时期，敦煌就出现了一批译经高僧，以西域僧人竺法护最具有代表性。
《高僧传》卷1《竺法护传》载:
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性支氏，世居软煌郡二。…，是时晋武(公元265-290年)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城，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遮学，贯综话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贪梵经，还归中夏.自软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护世居孰煌，而化道周给，时人咸谓敦煌菩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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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在西域译经传教的人，都被尊称为菩萨。竺法护之所以被称作“敦煌菩萨”，即是因其在译经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西晋时期，有大量的译经工作者存在，汤用彤先生根据《开元录》指出，译经工作者还有安法钦、法立、法炬、无叉罗、竺叔兰、疆梁娄至、帛远、聂承远、道真、支法度和若罗严总共十一人。尽管还有很多译经者，但是以竺法护的威望为最高，并被后世所仰望。释道安《渐备经叙》曰:“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②可见对竺法护极为推崇。
“敦煌菩萨”竺法护不仅自己译经，而且还率领其弟子大量翻译佛经。西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厨宾人竺候征若携带《修行道地经》到达敦煌。竺法护根据梵文，口述转译为汉语，法护弟子竺法乘、法宝则笔录译文。同年十月，竺法护又在敦煌从龟兹副使美(或羌)子侯手中，得到梵文经书《不转退法轮经》，让法乘作笔录，自己口述转译为汉语。。
竺法乘是竺法护的弟子，早年曾跟随师父竺法护在全国各地笔录译文。后来他回到敦煌，兴建寺庙，广收门徒，宣讲佛法，“忘身为道，诲而不倦④”，为普通大众说法，加深了佛教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翻译大量的梵文经卷，仅有一、两个徒弟帮忙是根本不够的，竺法护的译经助手或弟子还有聂承远、聂道真、竺法首、张仕明、张仲政、谏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
以竺法护为首的敦煌译经高僧，通过自身的努力，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不仅将自己的声名远播，从学之僧徒千数之众，而且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及由此所带来的影响，使敦煌成为佛教译经重镇，为佛教在敦煌的广泛传播和成熟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为佛教文化继续东传，深入中原腹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