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敦煌佛教入门读物一经产生，便担负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它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敦煌佛教入门读物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在于它的佛教启蒙教育功能，即它们被作为佛教启蒙教育的材料来使用。

    佛教入门读物编纂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人们学习佛学义理名词的便利，这就决定了它将被作为宣传、普及佛教常识的工具材料而使用。这一点，在《法门名义集》的《序言》里体现的非常清楚。其《序》曰:

      “若夫法体冲寂，真性平等，名相本无，言语斯绝.证等之智力，了不同之.缘体寂之缘人，乃成无碍之抖，若杜口废言，圣人何以垂化.昏心舍教，凡感无由生解.故无说不妨于乐说，以知无名不坏于假名，因名以通寂。然则标法之名，释名之义理之津道，可不务乎?但布在众典，难得而究.集而释之，则易观矣.”可见，《法门名义集》的作者就是为了人们学习的方便，从众多佛典中搜罗出重要的佛学义理名词，集中加以解释，从而编定成书。

    这类书既然是为了学习佛学义理名词之便而编写的，其主要用途自当是用来学习的。在第四章佛教入门读物的特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类读物是很适合初学者学习的，它们常常用作寺学学习佛学知识的教材。除了被寺学作为教材使用之外，它们同样也是其他民众学习佛学义理名词的材料。在敦煌所存这批卷子中，其中的一些书法拙劣、抄写凌乱，文字错讹、遗漏插衍、次序颠倒之处很多背《法门名义集》。很明显，如此凌乱差恶的抄本，一定是初学者在学习过程中随手抄习而成的。    其次，佛教入门读物可能被作为供养的对象。

    任何一种佛教书籍它的编纂与传抄都有它特定的目的和功用，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用，就是用来做功德。佛教徒认为:“论益物深，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fll《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

即供养佛.是知法教津流，乃传万代.”fzf以上是说佛是由法所生，供养法就等于供养佛，由于人们供养法，所以佛法被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然而佛法是无形的东西，如何供养?其实佛法的载体是佛经，供养佛经就等于供养佛法。佛经的供养由来已久，到了唐五代宋初，佛经供养的范围大大扩展。李正宇先生认为，在唐宋时期的敦煌“法供养”进一步变成了佛经(包括真经及伪经)、经疏、变文、佛家辞赞甚至佛经目录一总在内的“泛佛经供养”。人们通过读经、写经、延请僧尼转经、讲经、以及个人供养经、施舍经、流布经、修补破故经等等不同的途径，都可以为自身、先亡及在世的一切生灵除罪免灾、使其过去、现在及未来三世都能获得利乐、无愿不果。因此，写经、用经以及为佛经流通传播做有益的事，都成为最方便的利乐津梁。既然读经、写经、延请僧尼转经、讲经、以及个人供养经、施舍经、流布经、修补破故经等在敦煌地区被视为兴建功德的利乐津梁，而且连传统上认为与佛经相去甚远的变文、佛家辞赞之类也堂而皇之地被作为供养的对象，那么传播佛教义理名词的佛教入门读物更有理由成为被供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