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的国外殡葬建筑且对当代产生持续影响的是古埃及时期的金字塔，古埃及人坚信灵魂不灭，人死三千年后，又会复生，所以要保护好肉体，等待复活。埃及人也因此发展了一套保存尸体的方法和建筑，公元前2500年左右，第四王朝的三位法老，胡夫、哈夫拉、门卡乌拉三位法老分别在吉萨修建了各自的陵墓组成了吉萨金字塔群，三座金字塔分别高146.6米、143.5米和66.4米，全部采用淡黄色石灰岩建造，外面贴一层磨光的白色石灰石。高大雄伟的金字塔周边围绕低矮的祭祀建筑位于尼罗河西岸的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其尺度突显得特别的巨大。金字塔锥形形象稳定、宏伟且形体单一，具有永恒感，是纪念性殡葬建筑的经典原型，也是极少主义殡葬建筑较早的典范。
克里特的克诺索斯陵墓是爱琴文化时期陵墓的最具特色的代表，展示了米诺斯贵族丧葬仪式的盛大与奢华。克诺索斯陵墓位于克诺索斯王宫南部，全用方正的巨大石块砌成。陵墓模仿宫殿修建，且规模并不逊色于宫殿，包含复杂的功能空间，有庭院、圆柱厅、神堂、内室等，内部有走廊联通。墓室内装饰奢华、气派，圆柱厅中的墙壁上绘有象征权力的双面斧，俨然是死去的国王做为至高无上的判官审判着阴间的一切的。因为地理环境的区别，和稍早些的极少倾向的金字塔相比，体现权威的方式有所不同。迈锡尼时期，普通百姓被埋在山坡上或是岩石砌成的地下室中，死者的陪葬品常会包含是一个存储器皿、武器和装饰品。爱琴文化时期，大部分墓穴都是竖穴墓，厚葬之风盛行，坟墓或高大宏伟或精雕细作，随葬品有许多贵重物品，等级差异十分明显。
古罗马时期，罗马人较早地认识到为死者划出一块单独的公共墓地不论是卫生上还是城市规划发展上都相当重要。平民大多葬在公共墓地中，较为普通，不刻意追求纪念意义，陵墓中最有代表性要论皇帝的陵墓，这些陵墓往往同古罗马的其它公共建筑一样，宏伟壮观，赋有纪念性。最具代表性的哈德良陵墓、奥古斯都陵墓等都采用了纪念性的平面布局和外观，此时的殡葬建筑更多是在表达皇帝自身的丰功伟业而充满纪念性。
欧洲中世纪是经济文化衰退的1000年。人们的生死全面与基督教相联系，圣徒的殉道、葬身处常被视为圣迹而成为修建教堂的最佳场所，不少教堂的地下室成为圣徒的墓穴，教堂因充满神性成为最佳葬身地，殡葬建筑与宗教建筑在功能、内涵上相互融合。但是教堂中难以容下那么多死者，除了神职人员和权贵外的平民只能身裹白布直接葬入紧靠教堂的公共墓地。公共墓地并不像教堂一样充满圣神意味，公共墓地在中世纪还没有完全成为教会控制的圣地，在那些属于社区的公共墓地，居民也可以毫无忌惮的将其用于一些世俗的用途，如娱乐和圈养动物的地盘。与教堂相比，公共墓地的纪念性、象征性、庄严性都受到了质疑，同时也成为了流行疾病的温床。
启蒙运动后，棺掉逐步兴起代替了裹尸布，一些社团主动建造了新型停尸所，即后来的太平间，同时法国颁布政令严禁在公墓外埋葬死者，也开展工作将公墓搬出城区。法国巴黎的佩里一拉蔡斯公墓是这一时期新建的最为成功的公墓，佩里一拉蔡斯公墓受到英国浪漫主义园林的影响，同时也是对城市公墓的拥挤、卫生条件差的反应而修建，现今该墓地成为了巴黎著名的文化景点。在佩里一拉蔡斯公墓前，让一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的文学作品中己对平等、民主、博爱的古典浪漫环境展开构想，卢梭死后，他的崇拜者按照其小说的思想将卢梭葬在了浪漫田园风光的小岛中，卢梭墓充满对伊甸园的回忆而模糊了死亡，死者的个人形象不再突出。殡葬建筑内涵发生明显转变，宁静、优雅的回忆取代沉重的哀伤，纪念性与自然景象巧妙的融合。这一时期摆脱了宗教束缚的殡葬建筑成为了一种备受青睐的建筑类型，一个建筑艺术的实验工具。以艾蒂安一路易·布雷(Etienne-Louis Boullee)设计的牛顿纪念堂为代表的一系列殡葬建筑方案展现了超凡了想象力，布雷受到乔瓦里·巴蒂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绘制的罗马废墟和监狱系列版画的影响，抛弃了古典主义繁琐的细节，其建筑方案用巨大的基本几何形体、强烈的光影展现了极端的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力，并不仅是对逝者也是对逝者代表的文化知识的赞颂。布雷的殡葬建筑中，死者对生者而言是不容质疑、绝对权威的存在。这些经典作品影响了20世纪殡葬建筑，在布雷等人的设计中己隐约透露着极少主义倾向，不单是形式空间的极少，也是在象征内涵上的极少，是思想上殡葬建筑原初意义的回归。
19世纪末，西方社会逐渐认可了火葬。20世纪，火葬场开始大量发展起来。如卡尔·玛丽亚·克恩德(Karl Maria Kerndle )于1903年设计的墓地小礼拜堂、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于1907年设计的哈根火葬场、博休米尔·斯拉玛(Bohumil Slama)于1923年设计的尼姆伯克火葬场，它们不在局限于古典建筑语汇，建筑整体上是纯净抽象的，却又带有现代建筑很少具有的死亡的沉重感又富有表现力，预示了未来一系列富有深意的殡葬建筑出现。卡尔·玛利亚·克恩德(Karl Maria Kerndle )设计的墓地小礼拜堂，用两个耸立的矩形体量夹逼入口，入口前台阶两侧高墙挡住两侧视线，门内浓厚的阴影划分出生死的界限，纯净的体量走在了现代主义前面。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因为路德主义传统而更能接受火葬，他们的火葬场建筑形式同样现代简洁，显示了这种新型葬礼与现代主义的紧密关系，如芬兰的奥布火葬场，明确的体块上仅有必须的窗洞，去掉了所有装饰细部。
1940年完工的由阿斯普鲁特主持设计的林中墓地更是往前一步将简洁的院落式礼拜堂设于轴线一侧，入口道路的旁以略低于人高的石材矮墙将生死空间分割开，视野开阔的田园景观与矮墙遮掩着的死者之地平行并置着，整个陵区墓地设计革新了古典传统轴线对称的殡葬建筑。阿斯普鲁特用现代主义手法完成了一个生活化、场景化的告别场所，古典元素被大面积使用的简单明了的均质材料代替，人们可以在宁静肃穆的环境中像送别一位即将远行的亲友一样送别逝者。以阿斯普鲁特为代表的建筑师开始对火葬场这种新型殡葬建筑进行的实践，代表了人们开始鼓励火葬场这种反传统葬礼服务的新仪式新过程的建筑发展。在一战后的数年里，跟随现代主义建筑之风，对建筑本质、空间的探讨影响了这一时期殡葬的发展，抽象形式、空间秩序、物理功能、结构表达等理念的提出刺激了20世纪殡葬建筑的研究，不少实践摆脱古典主义繁杂细节装饰，以简洁抽象的形式、流动的空间呈现。
20世纪60年代，在圣卡塔多公墓设计中，西对类型进行了抽象，公墓形象来源于住宅，蓝色坡屋顶、矩形窗洞、纯色吸光涂料饰面，但毫无修饰又与住宅原型划清界限;中间立方体建筑是悼念阵亡士兵的衣冠家，只有空空的窗洞，没有屋顶，像是一座被遗弃、未完成的建筑;入口底层片墙式柱廊空间完全开敞，但全无材质变化又似乎无限延伸的空间使人想起平常却永恒的死亡气息而内心凝重。圣卡塔多公墓是罗西类型学的尝试，在建筑形式上是传统住宅的抽象减化，去除了死者住宅不必要的细部、装饰甚至是屋面、楼板，生者住宅与死者住宅开始分化，罗西对死亡的认识是如此冷静，生死只是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仅一步之差。建筑形式原型也几乎相同，只是将对灵魂不必要的建筑元素去除。
对于西方殡葬建筑发展，在基督教全面接管人的“生死”之前，现存的大量遗址表明最具代表性的殡葬建筑更多是为保存尸体、彰显权利而存在，格外凸显个人意志与纪念性，如金字塔、古罗马皇帝陵墓，它们往往以集中纪念性形制出现，简洁的完形形体标志出场所中心，以建筑物的不朽象征权利的永续。基督教成为全民信仰后，教堂因其神圣性质成为最佳墓地选择，宗教建筑与殡葬建筑在功能上合二为一，殡葬建筑也带上圣神色彩。随着科学进步、人文主义思想萌芽，死亡、灵魂问题受到了全面否定，死亡观的变化为殡葬仪式、殡葬建筑的变化奠定了基础。西方殡葬建筑在18世纪得到长足发展，死亡刺激人们创作思维，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用人文主义解放了思想枷锁，卢梭回到浪漫主义田园中，对死亡的理性认知与对生命的浪漫主义回忆交织在一起，刺激了他的支持者设计出人文主义的田园墓地场所;布雷的殡葬建筑利用抽象形式空间获得艺术性，去除物质性进入概念领域，思维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殡葬建筑也脱离传统精神内涵。20世纪的西方社会，以火葬场为代表的新型殡葬建筑大量出现，这些殡葬建筑包含纪念性、神性、社会教化，还包含了对个体的关怀、生命的沉思。它们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结合现代主义，删繁就简体现了新的形式倾向，重塑了人们对殡葬建筑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