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见己公布的西南地区宋代墓葬有300余座，对西南地区宋墓的发掘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己经开始了，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梁思成、刘敦祯为代表的的中国营造学社于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宜宾发掘的一批宋墓，包括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四川南溪李庄宋墓及乾道辛卯墓等宋代石室墓。新中国成立以前对西南地区宋墓的发掘工作成果较少，尚未引起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80年代，考古发现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发掘的数量逐渐增加，目前考古发现和发掘的西南地区宋代墓葬共60余座。1955年对地处川西平原的四川官渠捻宋代墓葬进行发掘，这批宋代墓葬主要为砖室墓和砖室火葬墓，引发学界对火葬习俗的思考。同年，在四川绵阳平政桥发掘了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姚氏墓⑤，首次报道了西南地区发现的双层墓。1959年发掘的重庆井口宋墓，是一座较大型的双室并列合葬墓，墓葬内浮雕图案故事完整清晰，对研究宋代社会风尚提供了新的资料。另外，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此墓也是一座并列合葬的石室墓，等级较高，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皆具有其特色，室内丰富的石刻装饰为研究该地区的墓葬装饰提供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此篇考古发掘资料还对出土墓志进行简单考释。新津县邓双乡北宋石室墓除却对墓葬形制、随葬品等的梳理介绍外，还对墓室建造、随葬品特色进行的分析。此外这一阶段公布的典型墓葬还有:四川蒲江宋墓、四川广汉县洛城镇宋墓、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墓、四川洪雅程文贤夫妇墓、四川广元石刻宋墓等。这一阶段考古发掘资料主要是对墓葬形制、墓葬装饰和随葬品的整理和公布，极少数报告中涉及对墓葬相关内容的分析。由于考古资料的不完全性，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主要是对西南地区宋墓的个案分析。
20世纪90年代至今，西南地区宋代墓葬的发掘势头依然持续，一大批宋墓发掘资料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顾。从西南地区宋墓的发现情况来看，分布范围较广，其中多数是为了配合基建工程而进行发掘的。这一阶段发现的宋墓从墓葬的形制、墓内石刻雕像以及随葬品等皆为西南地区宋墓的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如1991年发掘的资中宋右垂相赵雄墓是一座等级较高的异穴合葬的券顶石室墓，赵雄墓内雕刻的内容丰富，包括四神、侍仆劳动图、出行仪仗图、骑马、坐轿生活出行图、道教八卦、二十八星宿图等对该地区宋墓石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在四川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发掘的南宋砖室火葬墓为家族合葬墓群，火葬墓墓室简单，随葬品亦不丰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家族合葬墓是因为信奉道教而采用火葬，与宋代社会因财力不足或信仰佛教火葬的行为不同，该材料的公布使学者们对西南地区宋代火葬墓有了新的认识。《华茎安丙墓》和《沪县宋墓》皆是西南地区高等级宋代石室墓的代表，比如安丙家族墓，墓内不仅雕刻丰富，而且还有规模较大的墓上祭祀性建筑，而且其家族墓的布局是遵照昭穆制排列的，这些材料为研究西南地区宋墓提供素材。除此之外，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成都市成华区三圣乡花果村境内宋墓、成都市保和乡东桂村宋墓、南充市嘉陵区木老乡韩家坟宋墓、四川彭山正华村宋墓、成都青白江区艾切斯工地宋墓、四川井研县金井坪宋墓、四川华茎许家蝙宋墓、四川叙永天池宋墓、四川资中县烂泥湾宋墓、重庆市合川区观山墓群宋代石室墓、四川仪陇县新政镇宋代石室墓等。20世纪90年代至今，众多考古材料的刊布极大丰富了研究内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丰富。尤其是上述几座典型墓葬材料的公布，以及《华茎安丙墓》《沪县宋墓》等书的出版，为研究西南地区宋墓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以上所述考古材料是西南地区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宋代墓葬，尚有众多考古发掘资料散见于考古期刊、论文集中，在此不作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