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并认可各民族享有保持和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土葬和火葬早已在各地形成丧葬习俗，尽管这种民俗本身也在不断变迁和发展，但其必定依赖于背后深刻的民族文化发展和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反复较量，最终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尊重。我国《刑法》、《民法典》在遗体权益的规定这一问题中二者一致把遗体确认为个人利益，其他个人自然无权对其剥夺和限制，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从立法原理上说，对其施加影响显然也不能以超出保护个人利益以外的理由为依据。
《殡葬管理条例》中“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明确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民政部、国家民委、卫生部关于(殡葬管理条例)中尊重少数民族殡葬习俗规定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火葬区内不要强迫十个少数民族火葬”。导致有的地区对该标准的细化规定偏离为“尊重十个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火葬、土葬自古以来就是由不同的生死观影响而生发的不同丧葬形式，二者本身不带有优劣的属性，作为风俗习惯亦没有专属于某些民族的历史传统，它本身内在地充满了意义，而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其背后都依赖于各自深刻的精神文化逻辑，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就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以农业定居的汉民族作为土葬的典型代表，其习俗形成历史久远，《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古代的土葬是在保留遗体的前提下，从包裹遗体的各种饰物、礼节、丧葬意识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土葬的历史是土葬形式的发展历史，是“掩”的发展史，正如《礼记·檀弓上》云:“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掩”的形式承载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死观和对逝者的感情表达方式。火葬也有较早的记录，《庄子·逸篇》说:“羌人死，焚而扬其灰”。《吕氏春秋·义赏》说:“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火葬作为一种丧葬习俗亦早有根据。火葬的发展既受宗教习俗和孝道恩想传播的影响，也有基于体现礼制等级规范的干预3。土葬和火葬的不同文化逻辑决定了附加上除人的精神需求以外的其他任何评价因素来看待二者都会引起受约束的群体质疑殡葬政策的公平和合理性。从另一方面说，移风易俗作为殡葬管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只适用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确实需要在一般规定中另立“免除条件”，也应当充分尊重同一类别中各个适用对象的历史和习俗，这是法律规范获得权威和公信的基本支撑，故应成为殡葬立法的一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