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法律人类学的视角，社会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法律、政策、政府规章等，非正式制度包括禁忌、习惯、风俗、惯例、习惯法等。这种分类方式不仅从性质上对制度进行了区别，也暗示了不同制度的产生方式、起源的不同。在制度经济学中，正式制度的产生是墓于国家有计划地行为。
国家为了建立某种秩序或达到某种目标，有计划地指定、颁布法律、政策法规等规范并凭借外部权威保证这些规范得以实施，从而构建起其计划所预设的秩序。非正式制度的产生是一种间接的自发自愿方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长期相互博弈产生的，或来源于传统，最终某种行为模式获得社会各种主体中大部分的服从和承认而得到确立。传统丧葬习俗是在人们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非官方性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正是传统土葬这种非正式制度建立在我国广大农村人们的共同的文化经验、宗教信仰、人生哲学超验论解释的基础上，所以受到人们的支持，难以被禁止。
哈耶克也认为，人的行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受其知之甚少的那些行为规则指导的，而这些规则乃是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经由文化进化而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规则，这是一种“未阐明的规则”，与之相对的是人类理性智识建构的“阐明的规则”。换言之，“未阐明的规则”并不完全是人之意图的产物，而是在一绝非任何人之发明，且迄今尚未完全为人所认识的，并且还在人能够用文字表达“阐明”的规则之前，就指导其思维和行动的规则系统中进行判断和确定的。因此，“未阐明的规则”优于“阐明的规则”，而且“阐明的规则”也不能替代“未阐明的规则”及其所具有的意义。这意味着，不仅“未阐明的规则”比作为“阐明的规则”的国家法律制度更为古老，而且也意味着立法者和国家的全部权威实际上都源于此前已经存在的，标示着正义观念的未阐明规则，而且，除非得到了那种为人们普遍接受或承认的却常常是未阐明的规则的支持，否则，即使是阐明的规则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适用。传统土葬制度正是一种在同一共同体内，长期生活过程中，经由中华传统文化的沉淀而逐渐生成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未阐明的规则”。它源远流长，表明着人们对死亡内涵最基本的认同和昭示，展示了中华传统的丧葬伦理观念:“入土为安”。这就不难理解土葬制度这种“自生自发”的“未阐明的规则”，为何能执拗抗拒国家推行的“火葬”制度，两种制度冲突的结果是造成一种怪诞的形式上的妥协—火化—入棺—土葬。这表明“火葬”制度如何在这种传统习俗面前变得面目全非和扭曲变形的，国家推行火葬制度的主要目的落空也不难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