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扫墓祭祖的习俗实质上是祭祀行为，清明祭祀是表达感恩、追忆先祖和对生命的敬畏。从普通大众的祭祀对象来看，清明祭祀既有祭祀近祖的，也有祭祀远祖的。家户祭祀与祠堂祭祀的对象(祖先)不同，反映了群体生活的不同方面。家户祭祀的对象是近代祖先，祠堂祭祀中的祖先大多包括远代祖先。河西走廊普通民众自发的祭祀大多是家户祭祀，祭祀近代祖先。走廊内的少数民族也有与汉人相同的家户祭祀，明花乡的裕固族一般家庭在春节时会自主祭祀，大年除夕日落时，全家出动到自家先人(指近祖，例如去世的父母亲，祖父母)坟墓举行祭祀活动，除此外不像汉族在农历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也要上坟。大年三十扫墓祭祀的行为与清明节扫墓祭祀的行为意义大致相同，都是家户祭祀。汉民族的清明节祭祀文化在河西走廊的许多民族中存在，有一定的普遍性。笔者认为这是家族观念共享的结果。
汉文化中重视清明节祭祀，可以这样理解:祖上与后代建构着一个互利共赢的共同体。一方面，活着的后代，要给死去的祖先烧香送钱;另一方面，祖上在天之灵，也要保佑后代升官发财、平安健康。祭祀祖先，被认为是孝行，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后代的运势好，人们往往归因于祖先庇佑。祖先和后代的互惠关系以及久而久之形成的传统文化氛围，使清明节祭祀深入人心。
红山村有这样的说法:“五服之内，无游弋之魂;一家之人，皆有归全之地。”“五服”是汉文化中标识亲属关系亲疏的一种说法，亲属关系越近，承担的服丧义务就越重，对其范围的大小有多种解释。家族成员有义务和责任祭祀供奉“五服之内”的灵魂。红山村清明祭祀的对象多是自己的父辈，祖父辈。由此可见，“一家之人”范围更多的指向共同生活过的近亲属。墓地是人最终的“归全之地”，指去世后安葬的地方。红山村十分重视清明节葬坟这个环节，埋葬后建坟立碑，供后人祭祀。如是夫妻关系，会将骨灰合葬在一起。这些做法和汉地的家族观念、入土为安类似。“钱财出在门里，儿女出在坟里。”“钱财”和“儿女”代表家族的运势，寓意家族大富大贵和人丁兴旺。“门”表示风水的好坏，“坟”指祖先的坟地，二者是家族的运势来源的地方。修建大门时人们也开始讲究风水，葬坟人们更加注意了，要请些道士、和尚，葬个风水宝地。祖先的护佑能为家族带来好运势，通过祭祀祖先可以获得祖先庇佑。文献记载，东纳藏族过去曾经有过天葬习俗，天葬无需埋葬和堆坟，也就无需扫墓，这与清明扫墓的习俗是格格不入的，东纳藏族迁居至河西走廊之时其习俗中不可能有清明节习俗。在发展中，天葬逐渐绝迹，火化后埋葬骨灰的二次葬形式为清明扫墓提供了可能。此外，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东纳藏族对祖先和后代互惠关系的认识相和汉族趋同，与汉地清明节祭祀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会共享清明节文化。
本区以当地甘青之间，较近内地及酒泉等大城市，以故文化方向，各族交流。惟以时间关系，对于交流过程中，所发生的选择作用，调查不周详。现在看来，汉族与藏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体质与文化相互揉合，表现为汉人番化或番人汉化，两相比较，番民族的汉化为主流。东纳藏族，处在藏文化的边缘和周边汉文化的包围中，藏传佛教的宗教信仰受周边文化影响较淡薄，其民族认同更多的凸显自己是与汉族不同的少数民族，与藏文化核心区域的藏文化认同截然不同。东纳藏族生存于多元文化情形中，不受单一藏文化局限，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周围环境有选择的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形成的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这是他们容易接受清明节习俗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现代化背景中族群发展会基于生存需要做出顺应行为，当前世界人口流动频繁，文化经贸往来的广度深度日益扩展，民族文化碰撞交融成为必然趋势，民族在发展中必定会与多元文化接轨。川页应接受当地的主流文化如果简单的认定为民族同化，结论难免过于简单，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