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深信死者应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因此只要物质条件允许，厚葬之风便会兴起，虽明令亦难禁止。唐朝系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厚葬之风亦因此达至顶峰，其中以唐关中十八陵为代表。唐朝的墓葬形式虽承继隋朝，以单室墓为主，仅有少数的大型墓，但墓中随葬品的品种繁多、价值昂贵。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陪葬墓制度。陪葬墓起源于西汉，帝王将皇家陵园的空地赐给皇亲功臣用以构建坟家。但正式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是在唐太宗时期。如尉迟敬德、李靖、程咬金等开国元勋死后均得以陪葬昭陵，在当时为整个家族极尽荣耀之事。陪葬墓制度一方面凸显了帝王的天子之势，但更重要的是对死者生前为国做出重大功绩的褒奖，系国家荣誉，其墓葬本身已跨越了死者遗骸保护物的功能，具有了强烈的人身象征意义。
唐朝法制指导思想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立法要求宽简、划一、稳定”、“执法要求审慎”，强调以宽仁治天下，但对于发家者，仍以重罚处治。
被后人称颂的“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对于律文的解释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礼教的义理进行分析，寻找立法的理由，其中对于“发家者”的刑罚做了详细规定如《唐律》中规定:“诸发家者，加役流;已开棺梓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疏仪》说:“……注云:‘发彻即坐，招魂而葬亦是’，谓开至棺梓即为发彻。先无尸枢，招魂而葬，但是发彻者，并加合役流。……”又如，《唐律》规定:“其家先穿及未殡而盗尸枢者，徒二年半;盗衣服者，减一等;器物专瓦版者以凡盗论。”《疏仪》说:“‘其家先穿’谓先自穿陷，旧有隙穴者。‘未殡’，谓尸犹在外未殡埋而盗尸枢者，徒二年半。谓盗者元无恶心，或欲诈代人尸，或欲别处改葬之类。……”92在《唐律疏议，户婚》中，还明确规定“盗耕人墓田”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