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龙凤门还是牌楼门，都是关内帝陵的规制，关外三陵均无龙凤门或牌楼门之设。在清东陵和清西陵的九座帝陵中，清东陵仅孝陵建造了龙凤门，其余景、裕、定、惠四陵均为牌楼门;清西陵则是泰、昌、慕三陵建造了龙凤门，仅崇陵建造了牌楼门。
将龙凤门象征“天门”的观点用来分析清代诸帝陵龙凤门和牌楼门的营建，会发现帝陵对于龙凤门和牌楼门的选择，并非毫无规律。龙凤门和牌楼门同属于牌坊式建筑，但形制不同。龙凤门为六柱三门四壁，完全由石、砖、琉璃件构成;而牌楼门为五间六柱五楼，斗拱、椽飞、额仿等均为木制，上施彩绘。龙凤门的柱头有形似宋《营造法式》乌头门柱顶横木的云板，门额上有火焰宝珠。相比除了柱子外主要为木构的牌楼门，龙凤门的材料耗费更贵、加工难度更高，可以认定牌楼门是龙凤门的简化形式。
陵宫区前立牌楼门的制度，是由康熙景陵开始的，龙凤门是首陵的“天门”，非首陵处于首陵的神道分支上，入葬时仍需先经过首陵神道，经过首陵龙凤门时已有“升天”之义，也就不必再新建“天门”，清东陵的景、裕两陵神道分岔口都位于孝陵龙凤门后，也就没必要另建龙凤门，而是在自己的陵宫区前建造一座规制简化的牌楼门，以划定自身陵域并完善神道建筑建置即可。此外，从景、裕两陵牌楼门位置来看，两门的建造原因是存在差异的。景陵牌楼门位于陵宫区隆恩门前170米左右的位置，其间只有神道碑亭和三路三孔桥，已经可以看作是陵宫区的门户;而裕陵牌楼门则距离隆恩门_500米，其间除神道碑亭和三路三孔桥外，还有一道呈型曲折的神道夹在牌楼门与神道碑亭之间，从裕陵牌楼门是完全看不到陵宫区的建筑的，这显然是在效仿首陵神道上的龙凤门，将牌楼门列入主神道建筑序列。究其原因，景陵营建之初是参照明十三陵做法，并未设计“独立神道”，没有支神道上的圣德神功碑亭和石像生，二者分别是在雍正朝和乾隆朝加建的。景陵神道建制虽然经后世完善，但因为营建之初“非独立神道”格局已经定好，导致其神道建筑序列的空间组织与清朝前期的设计了“独立神道”孝、泰、裕、昌四陵存在显著差异。
与清东陵相比，清西陵的昌陵神道分岔口位于泰陵圣德神功碑亭之前，进入陵寝后的入葬路线从大红门开始，而泰陵龙凤门远在蜘蛛山之后，嘉庆帝入葬昌陵时不可能绕道泰陵蜘蛛山之后再返程回昌陵主神道，为保入葬时“升天”之义，必须另建“天门”即龙凤门。慕陵出于同样的目的建造了龙凤门，但道光十三年(1833)宣宗谕旨:
陵寝重地，凡遇殿门各名，理应遵照会典，书写画一，以昭严悟。绵清等所奏牌楼门是否即系龙凤门，相沿旧称，着查明据实覆奏。将此谕令知之。寻奏:查各衙门事案，并历年奏修工程稿件内，孝陵，系书写龙凤门，景陵、裕陵，系书写牌楼门，实系相沿旧称。得旨:嗣后俱着书写龙凤门，以昭画一。
在道光朝对陵寝制度的多项改革中，这条仅见于史料的改制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但却影响了之后的定、惠、崇三陵。本来臣工的上奏已经明确指出了孝陵龙凤门和景、裕陵牌楼门在各项档案中都是有明确区分的，尽管没有明确表示龙凤门和牌楼门在仪式上的区别，而仅称之为“相沿旧称”，但道光帝直接将两者区别强行抹消，只为统一规制的做法，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实际上，道光帝最初在东陵营建的宝华峪万年吉地，也采用了牌楼门的规制，宝华峪吉地神道与孝陵主神道交接处是位于孝陵龙凤门之后的，并且宝华峪牌楼门柱子还被之后的咸丰定陵所沿用，既然宝华峪已有牌楼门的规制，而牌楼门和龙凤门又无不同，为何在营建西陵龙泉峪万年吉地时改为龙凤门?简单地认为是设计师或工匠的随意选择显然是说不通的，其原因只能是龙凤门和牌楼门在陵寝仪式中是有差别的。在道光慕陵之后，既然龙凤门和牌楼门已然“画一”，那么对于晚期财政紧张的清廷，自然不必再去建造耗资更费的龙凤门。尽管道光帝强行统一了龙凤门和牌楼门的名称为龙凤门，但见诸定陵、惠陵和崇陵有关工程档案，仍称牌楼门。咸丰定陵神道分支位于孝陵龙凤门之后，建牌楼门也无不可，但同治惠陵原本设计的神道与孝陵神道相交处位于孝陵龙凤门前，虽然最终未及营建，也仍建造了规制简化的牌楼门，就是仪式空间的退化了。崇陵规制依照惠陵建造，也没有完善“天门”的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