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期上承汉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还增添了西域及鲜卑等民族的诸多文化因素，作为平城文化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一一北魏石质葬具的大量出现，对其后历朝历代的丧葬习俗有着深远的影响。
北魏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此后的墓葬在政治中心洛阳最为集中，在并州地区、青齐等地也有少量发现。洛阳北魏墓葬继承了平城文化面貌，在墓葬中大量流行石棺床、石棺掉等石质葬具，且画像石棺掉十分发达，如洛阳地区出土的宁憋石室、元谧石棺、孝子石棺、升仙石棺等。
宁憋石室:出土于洛阳北邝山北魏陵墓区，郭建邦先生在其《北魏宁憋石室的建筑艺术》一文中描述其建筑形制为“由八块石灰岩青石雕琢拼合而成单檐悬山顶式建筑结构，分为屋顶、围墙(撑壁)、底板(基座)三部分。高1.38、长(面阔〕2、进深0.7 8米……前壁设门，无门框、门扉等设施”。山墙外侧刻董永故事、帝舜故事、丁兰事木母等故事;后墙刻房屋、水井、握帐厄厨图等;室内后墙刻宁憋夫妇像。
除有画像的石棺掉外，洛阳地区还发现了几座无画像的石棺，如孝昌三年(527)南平王元韦墓。石棺床在洛阳北魏墓葬中也多有发现，如宣武帝景陵石棺床。
宣武帝石棺床:“墓室(己遭盗扰)坐北朝南，棺床位于西侧，作南北长方形，长3.86、宽2.20、高1.06米，用15块方形石块拼砌而成(一块被盗)，棺床平面平整，四边整齐，四角原应有帐构石质插件各一，其中三个被盗，剩余一个离开原位棺床诸石也和墓内其他石件一样无任何纹饰。东西成三行，石块间对合严密。”
洛阳北魏墓葬出土石质葬具的风格基本延续北魏前期平城石葬具的风格，在此基础上，汉化的趋势进一步加深，而且继续吸收来自南朝的文化特色。在石葬具形制方面，既有平城地区出土的房形石室，又增加了匣形的石棺;在石葬具上的刻绘内容上，不仅仅有墓主夫妇像、车马出行及厄厨房屋图像，洛阳北魏石葬具上的刻绘题材更加突出两大主题，一大主题是以孝子故事为主，如丁兰事木母、董永故事、帝舜故事、孝子郭巨等，辅以家居场景或墓主出行图;另一主题是以墓主升仙故事为主，刻绘墓主持莲花乘龙飞升，伴以鼓吹伎乐、流云鸟兽等纹样，以方士、仙人、神禽异兽等代表天上世界。
使用这些石葬具的墓主人，既有帝王、皇室成员，也有一些低级官吏。在北魏宣武帝景陵中并未发现石棺掉，而是只使用了普通的石棺床。是否在石棺掉上使用画像，也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如没有画像的清河王元J泽墓石棺及南平王元韦墓石棺，这两座墓的墓主身份均高于上面所介绍的几座有画像的石棺。所以在洛阳北魏时期，石质葬具的使用与否，并没有形成一个严格的等级规范和制度，是否使用石葬具，以及石葬具的规格形制，并不能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
以都城洛阳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也出土了石葬具，在并州地区的山西榆社县发了北魏画像石棺，方兴石棺:“棺石帮板二块，竭一块。帮板长220、宽80、厚10厘米。前宽后窄，大头呈蹄形，为灰白石质……竭高90、宽66、厚8厘米。上宽下窄，上呈半圆形，中央刻有墓主人夫妇席坐平台宴食”，据棺文记载，墓主人为方兴。受平城地区的影响，在并州地区的墓葬中也有石灯出土，如北魏辛祥墓为一方形土洞墓，在其墓室的四角各置一石灯。青齐地区的北魏后期墓中也发现了几具石棺床，在崔氏墓地的M16为延昌元年(512年)北魏员外散骑常侍崔酞墓，在其墓室内置长方形石棺床一具;孝昌元年(525年)的度支尚书青州刺史崔鸿墓，在其墓室内置大型石棺床。
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一年高欢立孝静帝于邺城，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废孝静帝，代东魏自立，建立北齐。至承光元年(577年)北齐被北周所灭，邺城为北朝后期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以晋阳作为别都，所以在这一时期，邺城和并州是高齐政权统治下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邺城地区的墓葬文化面貌基本延续了北朝前期平城及迁都洛阳后的文化面貌，大型墓葬中多设石门、石棺床，在邺城的一些较高等级的墓葬中，还随葬有石灯等石质随葬品。
现发掘的邺城地区较典型的石葬具有北齐磁县湾漳北朝墓石棺床，沁阳西向石棺床等。湾漳大墓没有墓志，但根据其所处兆域的的位置及其宏大的规模判断，该墓可能是天保十年(559)的北齐文宣帝高洋武宁陵。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判断，沁阳县西乡石棺床墓也属于北齐中后期的中高级官吏或贵族墓葬。
磁县湾漳北朝墓石棺床，棺床置于墓室西侧，长5.82米，宽3-3.38米，高0.6米，棺床四立面围以青石，前立板呈须弥座式，上面铺白色或青灰色石板。
沁阳西向石棺床:“墓坐北朝南，洞室墓(被盗扰)，棺床置于北壁下，石棺床高 0.51、宽1.12、长2.23米，四周床腿五条，前三后二。床上有三块石板并列平铺，中块残二角，左块残一角。床上左右及后面均厚0.90、高0.43米的石板围堵(围屏)。内侧面并有隽刻人物画像。”
西魏是由鲜卑人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557年被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政权取代，关中地区成为西魏北周时期的政治中心，因此，这一阶段的墓葬大量集中在西安及固原附近，其墓葬在继承本地北魏墓葬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特点。
西魏北周石质葬具的使用呈现出一大特点，就是从目前发现资料来看其使用者均为粟特人。郑岩在其《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与入华袄教美术》一文中说:“在北朝分裂以后的汉人或者鲜卑人墓葬中，尚未发现石棺床，此时发现的使用这种葬具的就只有来华粟特人”，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在北魏分裂后的西魏北周时期。
在西魏北周的政治中心关中地区，发现有北周时期的史君石堂、安伽墓石棺床、康业墓石棺床等。且这三座墓葬相距较近，史君墓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井上村东，距康业墓约2千米，距安伽墓约2._5千米。
史君石堂:仿木结构歇山顶式建筑，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壁由12块石板构成。石堂内置石棺床一具。在石堂南壁门媚上方，有汉文和粟特文题铭的双语墓志。铭文中记录了史君是史国人，原居于西域，后迁入长安，其父为本国萨宝，史君亦受封为萨宝。
安伽墓围屏石榻:“青石灰质，由床面、七条床腿和三面围屏组成，长2.28、宽1.03、通高1.17米”。在安伽墓的墓志上刻着“大周同州萨宝安君之墓志记”。
康业围屏石榻:“墓室紧靠北壁置围屏石棺床一具，在石棺床上有骨架一具，头西脚东，仰身直肢。围屏石棺床紧靠北壁，东西方向，由围屏床板和床腿构成，围屏由4块长方形石板构成，床板长方形，长238厘米，宽107厘米，厚16厘米”
据康业墓志记载，墓主康业，字元基，康居国王后裔，其父于西魏大统十年由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胡国豪族等举荐为大天主。父死后，康业继任为大天主。从以上这几件石葬具可以看出，西魏北周关中地区，石葬具的使用者均为担任“萨宝”或“大天主”的粟特人或其他西域诸国身份较高贵的人，而没有发现汉人或鲜卑人使用石葬具，这一文化现象有待于考古资料的充实和更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可看出，这一时期，石葬具的使用仍未形成统一的制度体系，因此，无法用它作为判断墓葬等级或墓主人身份的级别。在石葬具的形制上，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的石葬具延续了洛阳石葬具的一些形制，增加了汉文化的因素，如围屏石榻的普遍出现。
隋唐时期，石葬具的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就目前发现的隋唐墓葬资料中，有近70座墓葬中出土了石质葬具。最早的为隋开皇二年的李和墓，最晚使用石葬具的墓葬是唐元和七年(812)的惠昭太子墓。
隋唐时期石室形制开始多样化，有庆殿顶、歇山顶、硬山顶、拱顶等，北朝时期常见的悬山顶石室在这一时期未出现。庆殿顶石室是隋唐时期新出现的一类石室形制。主要是受当时建筑等级制度的影响，《唐六典》卷23《左校署》条记载:“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这一时期，庆殿顶和歇山顶的建筑等级较高。歇山顶石室为延续北周时期石室的形制。
这一时期石棺床的形制大致有三类，第一类形制与北魏平城石棺床相近，都是由石板或石条拼砌而成的长方体棺床;第二类，棺床平面呈长方形，其一面靠墓壁，另三面用石条围砌;第三类为屏风式石棺床，在隋唐时期的墓葬中仅发现一具。据石棺床的形制判断，隋唐时期的棺床大多继承了北魏及东魏北齐的式样。
隋唐时期使用石葬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据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判断，这一时期使用石质葬具的墓主大多数均身份等级较高。《通典》卷85记载:“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掉及石室。其棺掉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煽栏槛，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唐六典》卷18“司仪署”条记载:“凡葬禁以石为棺掉者，其棺掉禁雕镂、彩画、施户煽栏槛者，棺内禁金宝珠玉而敛者”。可见，在唐代，对石质葬具的使用己经有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在唐中期，据出土文物看，在这一时期，使用石质葬具的有皇室成员、功臣及一些等级较高的官员，统治者完全支配着石葬具的使用。
唐后期受当时经济及社会影响，使用石质葬具的墓主身分出现多样化，晚期，石质葬具几乎消失。唐以后的宋、辽及其他各朝，石棺床及仿木构建筑式石棺掉基本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