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学者所说，随着东汉以来碑文谈辞过甚的情形愈演愈烈，于是有曹操禁碑之令的出台，其后魏晋两代皆守其制[3]。墓碑既不能随意刊立，而立碑传统已然成势，社会需求旺盛，为解决立碑与禁令之间的矛盾，墓碑乃转人地下，成为墓中之物。然而这并没有造成墓碑“在文体上，刻制工艺上，铭文内容上等方面的特点都直接进入了墓志”。因为从现存的出土实物来看，墓碑转人地下后，在一定时期里，仍然采用了原有的名目和形制特点，如西晋永平元年(291)《徐君夫人管洛墓碑》、元康元年(291)((成晃之碑》、元康五年《荀岳暨妻刘简训之墓》、元康八年《赵汇墓表》、永康元年(300)((张朗之碑》等，皆为碑形，且题称“碑、“墓，，或“墓碑、“墓表，等。这种完全保留墓碑名目和形制的情形所反映的，应该正是时人仍以其为墓碑而非墓志的观念。不过，从太康三年(282 )《冯恭石淳题字)}、元康八年《魏雏神枢》、永嘉二年(308)《石定墓志》作圭首碑形，以及太康八年《王口墓志》、元康元年((蒋之神枢》、永康二年《刘宝铭表》等作小碑形来看，这些墓中原有之物，在形制上都已受到墓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