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带人们实行土火二次葬的原因，《文化》将其归结为是“藏传佛教信仰与儒家文化互动的结果”。作者列举了这一带存在的一些汉地风俗(如一些居民有过清明节的习俗)，进而认为土火二次葬的土葬属于诸多汉地风俗的其中一种。笔者不否认当地存在类似汉地的风俗，但当地存在这些风俗和土葬是否具有儒学色彩不具备关联性。笔者特别注意到《文化》提到的一个与汉文化葬式直接相关的细节—“当地…30%的人死后是用汉式棺材人硷下葬”。然而，作者在描述土火二次葬的程序时却又指出这些实行土火二次葬的人使用的是藏式棺材—“棺材现场制作，为高90公分、四面宽均为45公分的四柱八梁方柜形，俗称神仙房屋”。按作者的解释，既然儒学思想能够直接影响藏人实行土葬，那么为什么在实行土火二次葬的土葬之时，他们不使用汉式棺材，而要使用藏式棺材呢?(据笔者所知，就整个藏区来说，这种藏式棺材在很多没有与汉文化大规模接触的地方也在用)。

    其实，作者也承认了这一带地区土葬的起源与儒学无关。她说:“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县发现的尼西石棺墓以及在德钦县永支和石底发现的古墓葬也为我们提供了土葬是藏族古老葬俗的实证。事实上，这些石棺墓和古墓群所处的年代是无法与藏族这个族称相对应的，不过它也说明了这一带的土葬产生在前，而所谓的儒学思想即使存在，也是在土葬产生以后，随大规模的汉藏交流出现以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浸透其中，而不能说这一带的居民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接纳了土葬葬式”。将土葬简单地与儒学信仰对应，又将火葬简单地与佛教信仰对应可能无法真正透视土火二次葬问题的实质。就整个藏区的丧葬来看，除了盛行天葬的高原牧区以外，土葬在别的地区都有保留，在农区更有主流之风。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呢?—其实对于靠土地养活的农业民族来说，发展出“人死……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的信仰是千年不变的。而考察滇西北的历史，当可发现这种信仰在历史上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文化》曾引用清代余庆远“人死无棺，生无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案之乔木食鸟，或投之水食鱼，或焚与火，骨弃不收”一’飞的论述，进而推论出当时该区域已经没有了土葬。这种推论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佛教人主滇西北以后是否能够对土葬打击得如此彻底?暂且不说这种与生俱来的土葬信仰难以改变，仅从“清代以降，地方官府曾接到了大量藏民联名一起控告喇嘛的诉状，甚至出现300个藏民联名起来控诉归化寺的官司”，这一事例就清楚表明佛教教义并非当地藏民信仰的全部。所以土火二次葬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农业民族对土葬形成的依赖情结与当地土地的贫痔这一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此论点可参阅笔者早些时候在《经济文化类型视野下的藏区土葬习俗解读—以德钦县羊拉的土葬为例》一‘7一文中所作的论述。由于金沙江下游土地贫痔，大部分农作物两年三熟，土地是该区最珍贵的资源。至今在当地，可以随处看见人们在河谷周围的山坡上不断开荒，生人与死人夺地矛盾突出。当农业民族形成的泥土情节与土地稀缺出现矛盾时，藏传佛教销毁尸骨的主张为解决矛盾找到了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