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风水引发的坟葬刑事案件虽在表现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是概括起来主要是因为贪图他人坟山风水而占葬、盗葬、冒认、破坏或者发掘他人坟山和尸骨以及由此引发的打架复仇等行为。前已述及，清朝法律对于此类犯罪行为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轻杖刑，重则流刑、充军，直至斩刑。但是，民人之所以置国家法律于不顾，甚至不惜承受牢狱之灾，究其根本，还在于思想上根深蒂固的福荫子孙的风水观的影响。本案中，将他人家道兴旺的原因迷信地、单纯地归结为祖坟必系吉壤，即人家祖坟风水好，而不去考虑个人的努力和勤劳等因素，这是引发该案的主要原因。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在科技极不发达、民智尚未开化的古代，人类改变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能力有限，再加之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民人只能唯心地将自己的命运归结为祖先的庇佑而不是自身的努力，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当这一切实现不了的时候，又归责于坟山风水的好坏，以此缓解现实带来的痛苦并推脱自己的责任。可以这样讲，古人风水观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原因。但是，这在客观上却带来了刑案增加、解决困难的后果，毕竟风水同于物质形态的财产，是虚构的，再加之民人固执的信仰，处理不好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国家在司法上对此类案件如同立法一样，极力否定风水的意义，目的也在于通过严厉的刑罚减少纠纷以维护社会安定。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基本可以推断，清代官员在断案时对风水的态度是坚决否定的。但是，在自身遇有坟葬问题时，却也相信风水。清乾隆二十二年有题准案为“原任英山县丁忧回籍知县李春明因葬父贪图风水，使令李荣生开挖沟地，起出枯骨一案’令人深思。仅从题目来看，该案是风水引发的开沟挖出枯骨，经过刑部两次驳审最终将李春明由拟军改为绞监候。此案案情与前述案例并无多大差别，特殊之处在于，此案是由丁忧在家的知县所为，作为官员，不会不知国法，在自己葬父时却也对风水深信不疑进行二次葬并最终因此获重刑。官员的上述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己对风水的信奉。但之所以在听讼断狱中又否定风水存在的合理性，除了国家律法的约束外，更重要的是不愿使纠纷复杂化、扩大化，而是想尽快息事宁人，解决纠纷。毕竟，风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化的事物，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究竟对坟山、子孙后代有何影响，谁也说不清楚。并且，此类纠纷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容易激化矛盾形成更大纠纷，而且会成为健讼之人借此渔利之手段。因此，官员在审理案件时，表现出不信风水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