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境况下人物服饰呈现差异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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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林》中，士林人物不厌其烦地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对科举的热衷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见的。有极少数的士林人物可以顺利通过科举的独木桥，如鲤鱼跃龙门般一举翻身成功，这些人物的服饰也跟随者发生了变化，正如颜湘君的《明清通俗小说服饰描写艺术发展浅论》所说:“服饰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身份、地位变了，服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②。吴敬梓细致地为我们刻画了几位这样的儒林人物，他们的装束在科举高中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周进、范进等，他们穿着的服饰皆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双凤纪念园,
周进的第一次正式出场，吴敬梓这样写到:“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玄色绸旧直掇，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③，吴敬梓仅用了三个“旧”字和一个“破”字，便不露声色地将周进这样一个蹭蹬科场的寒士身份揭露出来。在第三回中周进已是跃了龙门之后的鲤鱼，被钦点了广东学道，此时他身着“绊袍金带”。绊袍金带乃是官员的服饰，其中排色的袍服更是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的。《明史·舆服志》记载:“袍服以颜色为定制:一至四品用绊”，周进能穿上绊袍可见至少是朝廷的四品大员，身份地位之显赫全在这一身“排袍金带”了。
范进与周进可谓是同病相怜之人，都是儒林中老腐迂儒之人。范进为举业而荒废了生计，时常还要其岳父接济。这样一位老童生亦是兢兢业业于举业这等大事，吴敬梓借周进之眼，为我们展现了发迹前范进的衣着装束，“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掇……出来放头牌时，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阅之一位穿着寒酸的老童生形象浮现眼前。吴敬梓没有直接描写出范进中举后的服饰变化，而是通过写范进妻子胡氏的服饰来暗示范进服饰的变化。搬家后，胡氏“家常戴着银丝鬓髻，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出场。范家俨然已成为了富贵人家，胡氏装束的华贵亦暗示了范进所穿之服的华贵。
牛浦境I}的变化称不上发迹，他冒充牛布衣之名四处混饭，成为沽名钓誉之徒。牛浦刚出场的服饰未论及，吴敬梓只描写了他的婚服，“戴了新瓦楞帽，身穿青布新直掇”，至冒名顶替牛布衣之名后，戴上了士林人物的方巾。牛浦首服的变化，从黄客人的话语中可略见一二，“这帽子(瓦楞帽)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权且戴着，到前热闹所在再买方巾罢”。据此可见牛浦在不同境况下首服发生了变化，即由瓦楞帽变成了方巾。
吴敬梓极力写出了这些人物在不同境况下服饰的变化，透过人物服饰的前后显著对比，作者曲尽幽微地折射出人物身份地位的变化。
综上可见，《儒林》中服饰描写具有对比性。吴敬梓将不同阶层的服饰和人物在不
同境况下的服饰予以客观地呈现，不着任何评论之语，仅仅借助服饰的对比性，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心态和生活状况。不同阶级服饰的对比，揭示明清社会中富人与穷人生活的云泥之别，进一步衬托下层人物服饰的寒酸，并折射下层百姓生活之贫苦。同时服饰描写的对比性也寄寓着吴敬梓的人道主义关怀。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会大力倡导神道主义，人道主义为抵抗神道主义而产生，并逐级发展成一种思潮。所谓人道主义，指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尤其表现为关注人的生命和生存，重视人的幸福，并强调人与人间的互帮互助。人道主义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扩大其内涵，至后来，延伸为一种扶贫救弱的慈善精神。吴敬梓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一位人道主者，他秉持人道主义扶贫救弱的慈善精神。《儒林》一书的创作虽重在揭露科举弊端，讽刺迂腐士林，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下层小人物难以为继的困苦生活，从一些小人物的服饰中，我们不难窥见一二。实际上这些下层小人物的苦难生活，也是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的真实写照，吴敬梓看在眼里，痛在心扉。现实生活中，家产丰厚之时他不曾吝音于助人，遇贫即施，然家财倾尽之后，扶贫救弱变成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表现在他的作品《儒林》中，吴敬梓客观地揭示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百姓半旧不新乃至破旧的服饰，对比上层人物的光鲜亮丽的服饰，这具中隐含着吴敬梓对下层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寄寓着深深的人道主义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