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丧葬礼的发展方向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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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高度一体化向良性分化转变。改变了过去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一弱社会”的状态，社会力量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断得到提升，逐步向“强国家—强社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国家放松了管制，控制范围缩小，党和政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直接控制和干预已经越来越少，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中，控制的力度在不断减弱，控制的方式由于法制建设的加强以及政府行为逐步走向规范化，由原先任意的控开始向一种较有规则的控制转变。另一方面，社会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形成，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使得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在此情形之下，丧葬仪式的变迁便更多地取决于社这个独立系统之内多重因素的影响。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双凤纪念园,
如果对社会做进一步划分可区分为“公民社会”和“市场”两个组成部分。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①。就灵官殿村所处的环境来看，又存在着“弱公民—强市场”的态势，以歌舞团体为代表的市场组织主导了当前丧葬仪式的变迁。
传统上将丧葬仪式作为评价子女是否尽孝的一项重要标准，衡量丧葬仪式是否成功或者得体往往并不在于物质支出的多少，而在于子女是否尽心尽力去完成丧事以及在治丧期间的真情流露。举办丧事是社区的公共事件，乡邻们在参与的过程中能最深刻地体会到家属的丧亲之痛以及举办丧事期间的诸多不易。丧礼结束之后还有漫长的祭礼，这些行为亦在村民们的眼皮底下进行，他们监督着子女的一言一行。如果子女生前都十分孝顺，死后亦严格按照程序来举办丧事并表现出痛彻心扉的样子，那么即使因为家境贫寒而令丧礼上只有寒酸的花销，也能得到村民的认同与好评。
现今的丧葬仪式则抛弃了祭礼，仅仅举办丧礼和葬礼，同时以场面的大小、热闹的程度作为衡量丧葬仪式成功与否以及子女是否孝顺的重要指标。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身在外地的子女大多只能通过对父母的物质提供以及逢年过节短暂的探望来表达对父母的心意。即使老人去世，匆忙赶回家中的子往往在丧礼结束之后又迅速返回了工作岗位。因此，平常的孝顺与否大多不可见，对于能够为村民所见又颇能体现孝道的丧礼，其隆重与否便自然而然成为了村民评价子女的重要考量因素。而那些平常远离父母的子女也大多心存愧疚，在父母去世之后也愿意按照乡俗来举办一场体面的丧礼。在单个家庭缺少村庄支持而难以独立完成丧礼的社会背景之下，举办丧礼的任务转交给了专业的丧礼承办组织。于是出现了“国家缺场、民间随大流、市场做主导”。以歌舞团体为代表的丧礼承办组织在举办何种形式的丧礼上变具有主导话语权。
歌舞团体的性质决定了其对新节目的创造必然是以赚取利润为目的，这种对农民口味毫无顾忌地迎合在短期内会让丧礼娱乐化、奢侈化的程度越来越深。现代文化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必然导致个体对一件事物审美疲劳的提前到来，采访中我们发现看歌舞表演人越来越少。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歌舞表演的观众主要是年轻人群体，老年人对时下的流行文化并无太大兴趣。随着年青人的不断外流，歌舞表演的观众自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由于观众的审美疲劳，同一个团体以及不同的团体之间的表演的节目均大同小异。歌舞团体只有通过不断地对节目推陈出新才能满足民众日益挑剔的胃口。在缺乏正确地引导和监管下，各类新奇的节目形式就有可能被搬上舞台。
然而从长远来看，此类丧礼市场更有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进行最终走向灭亡。随着农村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减少，前去参加丧礼的人数还将继续下降，到最后即使有歌舞乐团的助兴也可能吸引不了太多的观众。加之老年人大多无法接受尺度过于大的表演，丧礼上的节目就有可能控制在一定的尺度范围之内;其次，80年代后出生的大多是独生子女，使得他们无法独立承担开销巨大的丧礼花费，这些受现代城市文化熏陶的子女也更加乐意接受符合现代文明的葬式;再者，尽管国家对社会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少，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疏离。对现代文明发展方向的指导仍然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和责任。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树立现代文明新风尚等多重角度出发，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火葬为代表的形式简单、资源节约的葬式是大势所趋。尽管目前邵东地区的火化率仍然比较低，随着土地资源的进一步紧张以及国家推行火葬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行政力量的强力介入最终会将改革的政策推行下去。到那个时候，恐怕也就很难见到丧礼上的狂歌劲舞了。当然，这将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个充满博弈和斗争的漫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