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与神会禅师之佛学交往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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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与神会禅师相见时节，正是南宗经由多年传播而逐渐壮大，向北强烈渗透，挑战北宗地位的时期。南宗北渐初期，北方上层社会对于神会所主导之顿门一说着实陌生。有关南禅之逐步发展，【宋]赞宁《唐洛京菏泽寺神会传》载: (神会)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开元八年，款配住南阳龙兴寺。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德之鱼鳍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会之敷演，显发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类.
滑台争论之后，经神会诸僧人的不懈努力，主动游走于朝野，其中神会禅师弟子刘相倩于南阳主动拜渴王维，即为南宗“名渐闻于名贤”的确证。【唐J}}j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详述王维与神会和尚的问答过程，曰:
门人刘相倩于南阳郡见侍御史王维，在临湍骚中屈神会和上及寺僧惠澄禅师，语经数日。于时王侍御问和上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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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会对于王维修道之道的回答，是为南禅之根本核心理念之一。《坛经·般若品第二》:“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初见神会之时，王维仅只接受北宗教义，以渐修作为理佛之基本方式。王维经由神会禅师弟子刘相倩拜渴并聚集神会、惠澄论道数日，方在“大奇”的感慨中首度接触到“自性真如”之妙言。从上述问答中可以见出:其一，依幼熏染于北宗且“博学多才艺”的王维本人的异秉，对于“渐修”非难领悟并身体力行，对于“顿修”这一石破天惊之道，则甚为惊愕，可见南宗此时对于北方上层文人的影响还甚为幽微，尚未为人摩肩接踵以拥戴。其二，南宗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奇妙地与影响极大的文坛巨孽王维会晤，实在是机缘而不可思议，却具有禅宗发展的必然性，即随缘而不染万境，亦佛所言“随所住处常安乐”。故此上述情境并非修禅程序简易之南禅之偶得，而是南宗以求本性、自性是佛的随处可见的一般行止。其三，可见出王维之“大奇”，在其对南禅甚为陌生、对其理念尚未明了的情况下，面对神会“以颂见托”即作佛理深邃的《能禅师碑》，若非“大奇”，其文章之形成或有待时日。
既为禅门人物，关涉定、慧之法，北禅程序严格，着眼在渐进;南禅视为一体，用意在顿悟。「唐〕刘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载:
乃为寇太守、张别驾、哀司马等曰:“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寇太守云:“此二大德见解不同.”王侍御问和上:“何故得不同?”答曰:“今言不同者，为澄禅师要先修定以后，定后发慧.即知不然，今正共侍御语时，即定慧俱等.《涅架经》云:定多慧少，增长无明。慧多定少，增长邪见.若定慧等者，名为见佛性。故言不同。”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上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
神会关于定、慧的解说，具体阐述了南、北禅于修禅之具体作为之异。《坛经健慧品第四》云: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
神会之言解释了步骤严苛之渐门于明心见性之顿门的分野，对王维初步了解南禅与进一步转向南、北兼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神会继承之六祖惠能开创的南禅理念，上承佛教经典，又与中土社会现实生活与信众实际条件相适应，将北宗强调积累渐进、以布施为重要条件的对闲暇与经济条件高度依赖的典型的社会上层的贵族宗教，转化为注重纯粹心灵的升华与彻悟，摒弃对物质的高度依赖而转向完全的自我完善，因而使得具备修行成就的人群扩大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使得得见真如的机会人人均等。就此修行方式根本性的变易，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得到了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的人群的认可，故此逐渐取代以经济基础稳固、生活优裕、闲暇充分的社会上层人士为主要人群的北宗的地位，成为禅宗正宗，同时也得到了国家政权的认可与扶持。【唐1宗密《神会七祖传》云:
于是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荷泽顿门，派流于天下……宝应二年，救于塔所置宝应寺。大历五年，软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款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贞元十二年，救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款置碑记，见在。又御制七祖赞文，见行于世。
去神会禅师(668 --760 )圆寂三年，朝廷屡加恩赐，至神会禅师灭后三十六年，终于立神会为“七祖”，从国家政权层面，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南宗的正宗地位，因而也间接地确认了惠能“六祖”的名号，而记录惠能禅师行止思想之《坛经》成为中土唯一以“经”冠名的佛家经典，客观上对南宗顿门的发扬光大起到极其巨大的作用。
在南宗北渐的过程中，王维于南阳郡受神会之托撰《能禅师碑》，深入阐明南宗哲理之外，其中有云:“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广量出于凡心，利智逾于宿学。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可以见出神会当时并未受到朝廷与北方广大民众之高度重视，当为“安史之乱”时节神会为朝廷倚重、作为戒坛坛主之前所撰;也可以见出王维之慧眼独具，更是禅宗之精妙绝伦，与王维之天资聪慧、灵根慧性之必然共鸣与交融。
王维辞章文法高超，佛学思想深邃，二者有机的结合和相互借鉴，使得王维理佛与作文二端相得益彰，境界由此提升至于最高层次，获得普遍认可。王辉斌教授认为，“在用文学的手段与诗歌的形式去宣扬佛理的同时，由于融入了他自己对佛理的认知体验与切身的崇佛感受，使得深奥的宗教理论被诗人的诗思情感化与形象化，而别具一种韵味和情致，并成为当时及后世士大夫精神与心灵上的一种慰藉。这既是王维着眼于诗歌的角度，对佛教理念的一种接受与领悟，又是王维对佛教理念的一种阐述与宣扬，二者的结合，便构成了王维佛教诗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同类之作的一个闪光的亮点。王维的这种努力，是使其佛教诗成为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最重要因素。王维作《能禅师碑铭》时，南北之争正当激烈，南、北禅孰为正宗，情势并不明了，王维本研修北宗，对南宗亦无较深理解，后因循研习，兼得妙悟。史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附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唐代宗称为“诗名冠代”。依王维文坛巨擎，世间号“诗佛”的位势来看，王维于碑铭中对南宗理论的深入阐述，从“献珠之愿”、“抱玉之悲”的描绘，对惠能、神会禅师代表的南宗之高度赞誉和鼎力拱柱，为南宗的发展在权贵、士林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确为对其后南宗之一统天下具有先见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