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载,古印度僧人迎叶摩腾与竺法兰至洛阳白马寺后,于永平十一年(68)遵佛经引导而抵五台山,并确定此山为文殊菩萨说法道场。((清凉寺志》卷2云:“汉明帝时,腾、兰西至,见此山,乃文殊住处,兼有佛舍利,奏帝建寺。腾以山形若天竺灵莺,寺依山名,帝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二字。”即大孚灵莺寺,后谓大显通寺。
佛教驻足清凉山,并建大孚灵鸳寺,此为东汉永平年间事,此后,五台山寺院林立,香火不绝。《清凉山志》载:“后魏孝文帝再建,环匝鸳峰,置十二院,前有朵花园,故又名花园寺。”北齐时扩建寺院二百余所。隋文帝下诏五顶各立一寺,并遣使在山顶设斋立碑,唐代更是寺宇满山,梵刹遍野,吸引着斯里兰卡、印度、克什米尔、日本、朝鲜等国僧人前来巡礼。
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五台山图,在第9,61,144,159,222,237,361等窟中,既有全景图,也有局部图,年代为中晚唐至宋初,从中可以目睹遥远的河西边地佛教僧众对山西五台山的仰慕之情。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双凤纪念园,

第61窟五台山图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最有学术研究价值。此窟创于五代宋初,原名文殊堂,显然是为了祭拜五台山文殊菩萨而建的。对此,宿白先生和杜斗城先生都作过精详的考释。
敦煌五台山图中令人注目的是山地寺院中标示出著名的大孚灵鸳寺,即至今仍沿袭旧名的佛光寺。《清凉山志》记载,该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一499),至“隋唐时,寺况兴盛,香客不断,名播长安、敦煌等地,远及日本,有‘马观山百’之说”。五台山图中还有大清凉之寺、大金阁之寺、大王子之寺、大竹林之寺、大福圣寺、大佛光之寺、大法华之寺等,皆是当时五台山的大寺。鸟瞰全图,观赏细部,方能发现“在寺院与山间的角落中,还画有星星点点的草庵,有些还有题记,如‘解脱和尚庵’、‘锁子骨和尚庵’、‘法照和尚庵’、‘贫女庵’等等”,这些庙宇庵堂均为当时五台山佛教善男信女的礼拜求法与文化娱乐场所。另外,壁画中山水庙宇及“路中参礼五台山的人络绎不绝……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
唐五代五台山寺院中心的大华严寺(唐武则天时由大孚灵鹜寺更名),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其建筑群包括般若院、涅架院、菩萨堂院、库院、善住阁院、阁院等十二院在内的大规模寺院。据S.0397《往五台山行记》披露,当时的佛光寺仅弥勒阁三层七间,内安放高九十五尺的弥勒大佛,另大佛殿七间,中间三尊两面文殊普贤菩萨……常住院大楼五间,上层是经藏,于下安众,日供僧五百余人,房廊殿宇,更有数院功德,佛事极多。其中自然要有佛教乐舞与戏曲等社会娱乐活动。
另外,我们还从卷恢浩繁的敦煌史地文献中查寻到一些有关五台山佛教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宝贵资料。
P.2977《五台山志》曰:“《佛说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南阎浮提东北方有金色世界清凉宝山……异鸟灵禽,梵音响亮,名花软草,烂若红祠,上有孔雀台、凤凰穴、那罗延窟、祈伽罗山,东望沧溟,如观掌内。”
S.6551《佛说阿弥陀讲经文》曰:“乐游唐国华都,圣君赏紫,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攀松竹以经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欲恩普化,爱别中华,负一锡以西来,途经数载;制三衣于沙债,远达昆仑,亲牛头山,巡于闻国,更欲登雪岭,亲诣灵山。”从中可窥视天竺、西域与五台山的佛事文化往来。
P.3831《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启文》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有关五台山佛事法会及文艺庆典的描写:
旦登途至法华寺,斋差而别,奔趋佛光寺,音乐喧天,悟花覆地,礼弥勒之大像,游涅梁之巨蓝。梵香解脱师前,圣贤虔礼于楼上,宿于常往。发骑来晨,斋于圣寿寺,宿在福圣寺内。礼佛之次,忽有祥云之中化菩萨三尊,举众皆礼敬。次至文殊尼寺,兼游香谷梵宫,宿在清凉,登峻层道,渴清峰道者,开万菩萨堂,游玩侵霄。
北图乃字74号《辞娘赞文》曾被许国霖先生收录人《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中,文辞优美、极富音乐神韵。赞文吟唱道:“好住娘,儿欲人山坐禅去。好住娘,回头顶礼五台山。好住娘,五台山上松柏树。好住娘,正见松柏共天连。”胡适先生为此作序,并充分肯定其学术与艺术价值:“这里的佛曲,如《涅架赞》,如((散花乐》,如《归去来》,都属于同一体制,使我们明白当时的佛曲是一种极简单的曲调,来编佛教的俗曲,试举《辞娘赞文》……全靠这种人人能唱的曲调来引动一般听众。”